在全球“美元潮涌”以及内部货币存量急剧放大的双重压力下，泛滥的流动性正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洪水猛兽，中国成为全球流动性的巨大蓄水池，而周小川的“引流入池说”也引发人们的高度关注和各类解读。

      这里需要我们厘清几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如何看待中国的流动性过剩？从需求角度出发，“流动性过剩”对应的是存在于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等虚拟经济内部，没有直接作用于生产、投资和消费等实体经济领域的存量货币过多。居民、企业资产选择篮子较少、流动性存量向实体经济投资的效率较低，是流动性过剩存量转化与增量结合导致资产价格上涨的源头。

      那么这就引出第二个问题，中国的货币流动性到底多多少？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体量已经非常大了，实体经济是5.5万亿美元，到2010年年底，中国货币存量超过10万亿美元。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广义货币供应量与GDP之间的比例在进一步加大。根据央行数据显示，今年9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已经达到了69.64万亿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前三季度GDP达26.866万亿元计算，截至9月底广义货币超过GDP两倍。这意味着中国近些年来货币供应增速已经大大超出实体经济吸纳的范围，反映出货币利用效率之低，也导致了大量富余流动性的溢出。

      更为严重的是，各国货币超发，跨境流入我国资金增多，外汇占款增长加快，增加了货币被动投放，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比重达50%以上，成为影响我国基础货币供应最主要的因素。截至今年9月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增长0.249万亿美元，相当于向流通领域又增发了1.6万亿元左右的基础货币，货币超发的外生性风险急剧放大。

      由于货币政策某种程度上失去独立性，中国想以量化紧缩对抗量化宽松效果未必尽如人意。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流动性的风险。因此，第三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管理这些流动性风险？”，如何“善治流动性”将是中国跳出“增长陷阱”，避免长期滞涨的关键。

      有三种善治之道：第一种“吸”：从根本上说，对流动性的吸纳取决于是否有丰富的金融投资工具、金融投资渠道与投资方式。除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外，还应积极发展债券资产、股权、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等“金融资产池”。

      第二种“引”：要拓宽民间投资渠道，引导大量富余的社会资本和新增信贷流向实体经济，特别是引导温州的闲散流动性向创业投资、产业投资集聚。

      第三种“放”：就是采取大规模、大范围和持久的冲销式干预，或者换句话说，运用主权财富基金或其他财政稳定机制，去累积外币资产，不仅能够抵消资本长期流入对人民币币值的影响，又通过疏通流动性，将资本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