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后，中国政府债务水平已经接近“欧洲标准”——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

      由于全球经济再次陷入衰退和金融动荡中，人们越来越担心中国大型国有银行系统的状况。两年多空前激增的银行信贷导致出现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建设热潮，大量消耗进口原材料和通过商品出口实现的超大规模的商品出口确保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但是，今天在北京方面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促使债务水平飙升后，一切喧嚣将复归平静。

      一年多来，政府采取信贷紧缩措施以控制飙升的债务，尤其是针对地方政府债务；同时采取方法控制“通胀”。但北京的压制已经反而导致影子银行系统（“地下钱庄”）的戏剧性增长。这些地下金融不但是非法的，而且也不体现在国有商业银行贷款的“资产负债表”上。

      现在影子银行系统的贷款已经惊人地占到中国所有贷款总额的40%，银行和金融机构想方设法绕过政府的控制。而正如一些评论家说的，非正式或“影子”金融体系的增长也寓意“隐形的金融市场自由化”，银行所追逐的“市场决定”利率比央行设定的利率要高得多。

      这种非正规的借贷发生爆炸性的增长恶化了中国政府面临的问题，因为它目前正在为避免大规模的不良贷款危机而努力挣扎。根据十二月份彭博新闻社对全球金融炒家（或者按他们自己叫法是“投资者”）做的一项调查显示，61%的人表示，他们预计未来五年内中国金融业会面临崩溃，只有十分之一的人相信中国银行能避免麻烦 。

      当考虑到地方政府债务、铁路投资债务，和其他诸如资金尚无着落的养老金负债等债务项目，中国的整体债务水平发生了惊人地飙升。渣打银行亚洲经济研究主管关家明（Nicholas Kwan）警告说，目前中国的债务水平与欧洲国家相似，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0-80%左右，而三年前只有约20%。他认为，用不着太多的额外开支就会推动中国的债务水平接近美国的水平，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0%。

经济刺激、通胀和经济失衡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当局从此前的官僚计划经济模式转向“国家资本主义”模式，银行成为其用来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工具。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肆意横扫全球的时候，中国当局使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银行信贷支持当局的经济刺激措施。

      这种信贷扩张主要是进入了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渠道，这不仅帮助中国走出衰退，而且与许多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刺激计划一起，帮助避免或推迟一个全球性的“大萧条”。虽然中国贷款的投资的方法和形式不同，但与其他国家一样，这都导致巨大的代价。群众为此付出了*、噩梦般炒楼投机和其他导致中国出现创纪录国内消费水平的因素（中国消费只占有国内生产总值的35%，而在印度这一数字是的57％）。

      银行信贷在为期两年的刺激方案中扩大了71%，约为26.7万亿元人民币（美元4.12万亿美元），根据瑞士信贷银行，中国的信贷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也从2008年底的120%上升到2011年3月的166%。

      这一信贷海啸的一个副作用是导致额外的和不必要的冲击货币供应量，也是导致*的一个关键因素。据《南都周刊》报道，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上升到71.03万亿元（约合10.71万亿美元），这一货币供应量的规模比美国更大，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规模的近一倍。这种流动性过剩涌进楼市和其他金融资产——直接冲击土地、住房和大宗商品的价格飙升。

      银行信贷的大规模扩张进一步导致中国经济的严重扭曲，而其本身已经严重失衡（包括过度投资、产能过剩、资源和能源使用效率低下、收入差距悬殊，及抑制消费的极低工资水平）。

      这远不是一项自觉的和明确的政策，这种信贷爆炸完全是以疯狂和杂乱无章的形式所发生的，无论是银行或由中央对此都少有控制或检查，而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则无止境地利用获得的宽松信贷，而沉迷于一切奢侈的投资项目（如“面子工程”，豪华的体育赛事和10多层楼高的公安局大楼等）以及纯粹的投机（相当比例的经济刺激资金进入楼市和其他形式的投机项目中）。

      全国房价自2007年以来上升了140%。（而这仅是一个平均增长率，在一些主要城市房价在同一时期增长行超过三倍）一个被广泛报道的数字是，目前中国估计有6400万套（已售出的）空置住房，这些房产成为富裕人士（包括大量政府官员）和金融投资公司的投资，而非真正用于家庭居住。而与此同时，由于缺乏民众负担得起的住房，仅在首都北京估计就有一百万“鼠族”居住在地下室和人防工程转建的住房中。

银行创记录的利润

      正如瑞士信贷（2011年6月报告）指出，“…….问题是中央政府最初两年内计划投入约4万亿元刺激经济，但在此期间基础设施投资总额为18.3万亿元，是经济刺激计划的四倍。在这个数额中，我们估计约14.5万亿元是由地方政府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如贷款出现问题；很令人怀疑中央政府会否完全承担责任，如果中央政府不帮助他们摆脱困境，这将会成为一个私人部门的问题，从而会影响银行体系。”

      在经济刺激期间，银行疯狂扩张新贷款，因为这将带来巨额利润。根据《银行家》杂志（The Banker）从2009年到2011年的3年期内，中国各银行利润总和猛增95%，现在占全球银行业利润的五分之一以上。工商银行的利润2010年达到325亿美元，超过全球所有其他银行。第二位是中国建设银行，利润达到264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三位的是JP摩根，其利润为249亿美元。

      向银行借款的都是国有企业或地方政府金融工具（LGFVs-城市开发公司）等政府相关实体，所以银行很少对有关项目的可行性，甚至真实性，进行调查。在西方，银行的这种行为被称为“道德风险”——因为相信不管如何，国家将介入承担所有的借贷损失。而由此带来的腐败和滥用资金达到新的创纪录水平。这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和今年二月份原铁道部部长被开除出党进行调查，他被指控严重腐败违纪，同时导致空前的大规模债务。

      地方政府债务从经济刺激计划前微不足道的水平激增到目前估计约为10.7万亿人民币（或相当于27%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一个全新由超过10,000作为地方政府金融工具的开发公司组成的网络在过去三年中突然浮现出来，这些公司基本上无管制，完全依赖于经济刺激计划所提供的廉价信贷。中央政府承认，约有3万亿元（4720亿美元）地方政府债务无法偿还，而标准渣打银行的估计是9万亿元（约1.41万亿美元）存在违约风险。路透社（2011年10月24日，）警告说：“换而言之，（中国地方政府的）潜在违约债务甚至超过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时救助计划的总额70009亿美元”。

      为了防止银行危机，中国政府自去年以来已经开始严格控制新增贷款。这导致由于资金不足众多项目被砍掉，而银行也削减了提供给地方政府或金融工具的信贷额度。铁路行业是最明显的例子，计划项目中的约三分之一被削减，铁路建设系统雇用的600多万农民工众中的多数人工资拖欠几个月未付。

中国的银行的利润位列全球银行业之首

      一个上海金融家告诉香港《南华早报》（2011年10月17日）“铁道部的钱用完了。众多铁路项目已经因缺乏资金停工，而许多工人工资尚未支付。”

      与此同时，金融危机正被用来进一步推动私有化，在2月份整肃了铁道部一批高层领导人后，铁道部“改革”的建议包括更多的私人投资、建立公私合资企业和出售资产以获取资金。

      公路和高速公路则是另一个基础建设债务的例证。尽管在汽车的使用车辆数量上出现“大跃进”（中国2009年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的汽车市场），但汽车数量并不能证明收费公路建设不受约束增长的正确性。近来来自12个省市的最新报告显示，建设收费公路的总债务达到7593亿元（1186.5亿美元），这些道路通常由道路运营商和地方政府之间合作建设。但只有在北京市一个省级单位，这些道路能带来利润。根据《深圳日报》（2011年10月19日）令人担心的是，投资回收期可能遥遥无期，而给地方政府带来持久的负担，但地方政府早已肩负众多其他债务。”

收紧货币政策让位于“微调”

      自从2010年以来，国务院开始控制货币供应并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政策，央行去年五次提高利率和九次提高存款准备金（即各商业银行必须存放于央行的一定存款比例）。上个月，央行三年来首次下调准备金率——削减了0.5%）——可能是因为当局对经济不景气情况的担忧，而执行货币政策宽松的信号。然而，就目前而言，北京仍然坚持其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将继续推行。

      尽管中央政府现在可能会“微调”其从紧的货币政策，部分是因为声称*已经被控制住了，但信贷额度超标的问题依然存在。惠誉国际评级预计，包括非银行信贷在内，中国2011年的贷款总额达到了18万亿元，使政府7万亿元的控制目标实现相形见绌。而这会进一步加剧明天不良贷款的危机。

      为了避开北京的信贷限制措施和维持利润，银行开始推动创新实践——大规模扩张的“资产负债表”外的交易行为和源源不断推出新的“理财产品”，也就是模仿华尔街金融弄虚作假。这些新的金融“创新产品”近来所产生的庞大规模已经在中国和全球范围内敲响警钟。

浙江私人行业危机

      在前一个时期，我们可以看见政府控制银行贷款的尝试结果是出现惊人扩张的影子银行系统，而许多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都层层参与其中。这个影子银行系统的部分是由纯粹的私人“地下钱庄”和信托基金组成，它们主要向被迫向它们借款的中小型私人企业（SMEs）收取从私人中小企业出获得的高额利息。

      由于政府压缩国有银行的信贷，这些私人金融机构迅速增长。根据央行的报告，这些非法银行大约释放了2.6万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但是这一数字很有可能被低估了。它们吸引来自其他资本家和富有的政府官员的资金（同时政府官员也提供保护），——这些资金都是为其制定的最高可达100%的高利贷利率所带来的丰厚回报所吸引。新华社引述了一名涉及8亿元地下贷款的高利贷女庄家，她表示80%提供资金给她的人都是地方政府官员。

      但也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更容易获得银行信贷的）国有公司也在进入这一市场。由于产能过剩和严重的价格战从而导致其核心产业回报率较低，而炒邮网也在打压房地产市场，所以许多国有公司今年从房地产投机转向成为“贷款大鳄”而获取利润。

      这些交易本身存在大量的非法行为，越来越多出现国有银行作为中间商在一个公司（通常是国有公司）和另一个公司（通常是私有公司）之间安排“委托贷款”。在过去的一年，银行为避让政府限制贷款的措施而继续保持利润，委托贷款的额度迅速飙升。

      最近浙江省的发展和私营企业集中爆发的金融弊病将这一现象披露出来。政府近来宣布了一项1600亿元的“救助方案”以帮助浙江省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正因为被地下银行 “抽血”（而耗尽利润）。

      今年前9个月，浙江有200多名高额负债的公司老板外逃，他们欠下总共约15000名工人的薪水。其中数名资本家自杀。据报道，今年在著名的制造业名城温州， 36万家中小企业中的五分之一由于资金短缺被迫停产，许多温州的资本家都要求将地下银行合法化，以便可以规管市场。

      浙江远非是独一无二的现象，来自珠江三角洲（广东省）最近的一项调查报告说，72%的中小企业在未来半年将无法盈利。根据《南华早报》（10月15日）的报道，“很多中小企业的老板说，现在生意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更为糟糕。经济学家们警告说，内蒙古可能成为下一个私营企业大面积倒闭的省份。”

      但非官方的预计表明，至少有一半的地下钱庄的贷款已进入金融投机的渠道：“浙江的几个企业家说，地下钱庄说征收的不合理高利率意味着，没有人会为生产而向他们借钱...... ” 《南华早报》的丹尼尔-任（Daniel Ren）报道（扬子江简报，2011年10月15日）。

      正如我们在浙江看到的，由于私营部门的经济权量迫使政府现在疯狂地退出一系列救市措施。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数据，中小企业创造了80%的城镇就业岗位，70%的中国专利，贡献60%的GDP。但对影子银行体系的恐慌，不只是企业倒闭的风险和就业岗位的损失，也包括地下银行发展出的大规模“庞氏骗局”最终崩溃，因为公司们根本无法偿付超额的利息。这些地下银行的经济规模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同时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也与金融体系的其他部分、地方政府和国有公司有着紧密联系，这可能会威胁导致更大规模的金融连锁反应。

影子银行的发展

       “影子银行在中国已经存在多年，但最近其贷款量激增是前所未有的，”《华尔街日报》（10月13日）。据该报道，自2009年年底以来，影子银行的规模增加了一倍，贷款余额达到17万亿元，占GDP的40%左右。

      这意味着，在过去18个月中中国产生的信贷有十分之四是来自影子银行体系。这一完全不受监管部门控制的行业的借贷利率都在25%或以上（有些高利贷率达到180%），这意味着将出现一轮新的借款人违约浪潮，尤其是在当前局势下房地产价格开始下跌，而制造业产出也有所减缓。

      下面是银行广泛采用的一些金融创新政策——私有和国有银行都如此运作——从而可以绕过北京方面对信贷的控制以及从中更高的由“市场决定的”利率中获取更为丰厚的利润。

财富管理产品

      中国在‘资产负债表’外增加 信贷有好几个不同的方式。其中包括所谓的财富管理产品，也即是“证券化的债务”（将现存贷款重新包装为“投资”），这经常与地方政府的相关基础建设项目所联系。银行将之销售给信托投资公司；而后者再加以转售，并通常宣称由银行担保获取高收益。对银行而言，这是一笔合适的生意，因为银行可以在它的资产负债表中减少这部分贷款，从而允许其可以出借更多额外贷款而不违反炒邮网的信贷配额。银行通常自己控制那些与之合作的信托公司，为富有的个人管理资金。

      理财产品项目在中国得到飞速发展，在2011年上半年商业银行总共发行理财产品8.5万亿元。这超过了2010年所有银行发行的贷款总额（8.36万亿元）在。假如在国际范围内进行比较，8.5万亿元人民币其实就1万亿欧元，这个数字相当于欧洲国家领导人为“拯救”欧元区准备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SFS）的基金总额度。

      毫不奇怪，许多评论家包括政府发言人警告“次贷”风险的存在，尤其是考虑到银行推出这些复杂和无法理解的金融“产品”的速度和规模，以及监管措施的严重不足。政府如何规范这一仅仅在几个月前尚不存在的现象呢？
委托贷款：

      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资产负债表”外的贷款，在其中银行作为两个外部交易方之间的中间人。因此贷款不涉及银行自有资本，这使得银行贷款保持在政府规定的出借限额同时收取高额费用。但是，根据《南华早报》10月12日的报道，这些银行“其实是这些公司间贷款资金的最终来源，银行将之以低利率借给国有企业，而后者将之以更高的价格借给私营企业。”

      这样的案例由于银行强迫客户以购买财富资产管理产品作为获取委托贷款的先决条件而曝光。2011年上半年，委托贷款的增长几乎抵消了政府明令控制普通贷款的努力。

香港日益增加的曝光率

      美国惠誉国际评级集团10月曾经周警告称因为中国内地债务问题曝光，它可能降低香港银行的信誉等级。现在中国内地银行和公司占香港银行体系总资产的24%左右，比两年前翻了一倍。尤其是建立在香港的的中国国有银行的下属机构最近迅速增加针对内地的贷款。这部分是对北京信贷紧缩政策的回应（因为这些政策不应用于香港银行），同时也是因香港的低利率及港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下跌导致投机“套利”所致。

日益严重的贷款坏账危机

      因此，中国正面临一场新的贷款坏账危机，并且很有可能需要采取某些方式对银行进行救援。而就长期而言，它可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阻力，占用本可以用于进行投资的资金或者当局多年来承诺但很大程度上未有兑现的可用于基本福利保障的财政资金。而与这一债务增加趋势相伴随的是中国经济放缓、地产价格下滑、地方政府陷入更多债务的局面。

      作为井喷式经济刺激的结果导致银行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中，而使金融投机者犹如惊弓之鸟一般，这引发中国银行股票价格的崩溃。今年中国四家最大的银行的股票市场价格已经被抹去1280亿美元，而摩根斯坦利中国资本指数（MSCI China Financials Index）下跌了43%。对中国银行界而言，股市下滑多带来的损失已经远大于欧洲银行在股市上的亏损——虽然人们广泛相信欧洲大陆的银行会在下一阶段面临全面崩溃。

      对于炒邮网而言，银行股股价低迷非同小可，因为它计划额外发行数亿美元股票以帮助银行充实资本，并最终核销现存债务。根据前央行官员吴晓灵的说法，最大的银行在未来五年可能需要筹集额外5000亿元人民币的资本金。

      根据瑞士信贷的报告，不良贷款（NPLs）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增加到债务总额的8%-12%。根据央行的数字，在今年6月份官方统计的不良贷款占债务总额的1%。穆迪公司则认为不良贷款比例会高得多达到18%。穆迪公司的分析师张毅认为，政府估计的地方政府债务3.5万亿美元人民币可能过低。根据央行的数字，目前官方不良贷款仅占债务总额的百分之一，当然这一数字不能认真对待。

      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可能需要执行比世纪之交规模更大的银行救助行动，当初中央财政投入超过6500亿美元（相当于4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用于注资银行和核销不良贷款。当时不良贷款的比例约为贷款总额的四分之一。而这次，无论是资金总额、经济规模、银行资产还是信贷额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都比当初的规模要大得多。另一个关键的区别是今次全球性经济环境，经济体系深陷在债务和经济停滞之中，各国保护主义抬升，从而限制了中国通过出口寻找危机出路的可能性。在2000年到2007年的阶段，中国的出口规模扩张三倍以上。

      在中国信用危机不断扩展的同时，已经出现了经济放缓的迹象，而其显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也不可再持续。巴克莱资本警告说，中国经济可能正面临二十年来第一次硬着陆，明年其经济增长率将放缓至6%左右。其他经济学家也纷纷看空中国经济，包括法国兴业银行的阿尔伯特-爱德华兹（Albert Edwards），“中国无疑是一个严重失衡的经济，饱受信贷过度支持的投资和房地产市场过度投机的困扰，而这些经济行为很容易失去控制乃至走向崩溃，就像所有其他在此之前曾经被备受推崇的任何经济泡沫一样。”（兴业银行研究报告，2011年10月20日）。努里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近来也表示，避免经济硬着陆对中国而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不仅对中国经济会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将对全球资本主义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在过去的3年中，中国经济增长占全球生产总值增长的30%左右。银行体系内的不良贷款上升意味着，中国当局至少无法采用相同的方式重复其2009-2010年经济刺激的“高烧”。因此，一些欧洲领导人所企盼的，中国成为“白衣骑士”再次拯救全球资本主义的梦想也变得愈加遥不可及。这场在亚洲中心地带发生的危机意味着全球经济的各个层面在下一阶段将饱受危机与反抗的打击。因此，工人阶级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需要对此作出明确的回应，——即建立一个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替代选择的群众性政党。
铁道部的债务在过去5年增加二倍

      10月份中央政府被迫拿出2000亿元人民币（约合310亿美元）以拯救铁道部。这凸显了铁道部摇摇欲坠的财政状况，尤其是在温州火车相撞事故后（2011年7月23日），据报道，国有银行拒绝为新铁路项目发放贷款或购买其债券。
在过去五年，由于规模空前地扩张铁路网络，铁道部的债务增加了两倍。但许多中国人根本无法负担新线路的车票价格，特别那些针对 “白领”阶层的新的的高速铁路的车票价格；由此导致新铁路项目的收入远远低于预期。

      北京交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李鸿昌说：“在过去的几年中，铁路建设规模扩张过快过大。与一些正在兴建的长途线路平行的还有早已存在的短距线路。”

      由于不平衡和缺乏协调的经济增长、商品投机导致飙升的原材料成本，以及各种商务合同中的贪污成风和挥霍巨额资金，所以铁道部的债务迅速飙升，达到2.1万亿元（约合3300亿美元），约相当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