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面镜子、这是非常准确的。中国有句古话：以史为鉴，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今天我们再回忆当年中国政府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军事援助和阿方对我国的逐渐敌、公开反华，很值得深思。

    因为牵涉的面太广泛，为便于叙述，我们仅就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货币援助讲些客观的见解，还历史的一个真实。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的印钞造币事业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直接领导下，把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作为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指引下，对外印钞造币的援助方式更为灵活、实用。

    旧中国印钞造币基本上依赖美、英等国家，解放后，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指引下，新中国印钞造币技术逐渐发展完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又有新的发展和提高。现在，我国不仅完全掌握了先进的印钞造币技术，而且能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根本转变。

    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的几年，中国逐渐开展了对一些发展中国家，（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一定规模的货币援助。因为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特殊关系，当时的阿尔巴尼亚被誉为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阿方领袖霍查和中国领袖毛泽东建立了牢固的友谊。

    当时在中阿高层的交往中，经济和军事援助方面能够最终拍板定案的最高决策领导是周恩来总理；而在意说形态方面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则是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当时邓小平同志在同苏联党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进行交锋时，仗义执言，坚决支持阿尔巴尼亚。然而，在对阿尔巴尼亚方面的交往中，也对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和分歧直言不讳。

    出于当时的两国友好，上层高级领导人来往频繁。经济援助全面展开。作为经济援助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1963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和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国家银行签订了代印阿尔巴尼亚货币议定书。其中约定印制的纸币有7个面额，硬币有5个面额、1969年续制5种面额硬币。1976年，续印7种面额纸币。1992年，续印工种面额，新增3种面额的纸币。前后共印制纸币3批次，铸造硬币2批次。

    中国人民银行在援助阿尔巴尼亚的货币工作期间，经历了中国和阿尔巴尼亚政府间较大的政治关系变革。

    随着中阿两国关系的逐步恶化，阿尔巴尼亚的反华调子日渐高扬。当时，国内有的同志有想法：对阿尔巴尼亚宁可忍耐一些，不要太急，不要象苏联当时那样，造成中国对阿尔巴尼亚报复的印象，这在政治上对中国有利。但是，时隔不久，当时复出后执掌中央和政府全面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当断则断，面对阿尔巴尼亚的无理取闹，在外交领域采取了第一个重大决策和断然措施：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撤销项目、甩掉包袱，果断地摆脱当时非常不正常的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畸形国与国状态。

    由当时的外交部余湛副部长主持，根据邓小平指示，外交部苏欧司和外经部的有关部门共同起草了对阿尔巴尼亚停止援助的报留和照会。

    1978年7月7日，中国公布了外交部照会（七、七照会）。照会指出，一个时期以来，阿尔巴尼亚领导集团出于内外政治需要，从对中国影射攻击出展到公开反华。既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向阿尔巴尼亚继续提供了大量援助。但是阿尔巴尼亚以怨报德，对中国援阿工作不断刁难，设置障碍。阿尔巴尼亚采用各种手段，妄图压迫中华人民共和国多给东西，快给东西。由于阿尔巴尼亚洲反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双方的事作基础已经被阿尔巴尼亚方面破坏殆尽，迫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再也无法履行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鉴于以上现实，决定撤回专家，停止对阿尔巴尼亚提供成套项目、一般物资、军事装备和现汇的全部援助。

    1978年7月29日，作为对中国外交部7月7日致阿尔巴尼亚大使馆照会的回复，阿尔巴尼亚党中央和部长会议以公开信的方式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该信标志着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关系的公开破裂。在此后的岁月里，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就只是“形式上的外交关系”了。

    当时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亲自上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指名道姓地进行恶毒绯谤，攻击中国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苏联更危险等等。1978年底霍查向地拉那区选民发表讲话。公然把中国列为“主要敌人”，同时为“四人帮”鸣不平。

    对于霍查的疯狂反华，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指示说：“大人不见小人怪。随后，我国对阿尔巴尼亚采取了“四不”方针，即：不过于重视；不予置理；不与之论战；不主动恶化两国关系。

    1978年9月阿尔巴尼亚政府宣布废除中阿轮船股份公司的协定，公司被解散。中国驻地拉那（阿首都）民航办事处及北京——地拉那航线被取消。

    1979年和1980年春，阿尔巴尼亚先后调回驻华党报记者和使馆正副武官，但未正式声明撤回人员和撤销机构；1979年和1981年，我国也先后调回驻阿使馆正副武官，撤销武官处。两国关系进入最低谷。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对阿尔巴尼亚的货币援助计划并未受到大的影响，我国还是按照1963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和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国家银行签订的印制阿尔巴尼亚货币的议定书执行发布印制计划。这一方面固然是协议的规定，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不使阿尔巴尼亚的经济陷入崩溃，从而使阿尔巴尼亚人民受到不应有的苦难。这也符合当时中国高层制定的对阿“四不”方针。在我国三年自然灾害之际，苏联在赫鲁晓夫领导下的国家权力集团，曾经采用了撕毁协定的作法，使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绝不会重蹈苏联的复辙。

    具体承接援外货币任务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管理局,承印生产钞券的是北京五四一厂(现为北京印钞厂)。五四一厂的设计师们以极大的热情设计钞券票面效果。设计稿经阿方审定签字同意后，以最快的速度制版打样，几乎没有太多修改就获得阿方批准投入生产，其设计、制版、报样、投产速度比中国自己的人民币投产要快得多，而产品的效果也令人满意。中国为阿尔巴尼亚制作的钞券水印效果和凹印，胶印票面交果都会阿方满意，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根据中国政府各部门的工作程序安排，这种援外贸币的印制在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下，是属于无偿提供的。国家轻工业部所属的中国轻工业产品进出口总公司具体办理援外产品的发货运输手续。这也是计划经济管理下的中国特色。

    可以这么认为：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之间货币援助项目，是经历时间最长的、效果最大的，最好的，是阿尔巴尼亚经济生活中永远不可湮灭的历史伟绩。

    随着外交文件的逐步解密，过去尘封的这段秘闻也逐渐退去了笼罩在它身上的清纱，露出了它本身就有的面目。我们应当感谢那些这之付出幸劳的钞券设计师们，印刷技术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相关各级领导，他们才是书写这段历史的幕后无名英雄。

    现在的70后这一代人，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力量，如果再加上80后和90后这两代人，他们从小就感受市场经济的浪潮，很奇怪中国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会有这种无偿为他国印制货币的国家行为。这是一桩绝对赔本的买卖，而且赔大了。他们不理解中国60年代奉行的是：“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这种理念。只有通过阅读中国现代史，他们才能懂得中国的发展进程，才能理解这段历史。这就是早期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与现在的中国新一代国家领导人的区别。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83年中国新任阿尔巴尼亚大使郗照明抵达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时，刚一下飞机，前去迎接的阿尔巴尼亚政府外交部冖宾司长就迫不及待地对他说，阿方已为中方修建了新的大使馆，并希望3日内搬迁。我方人员搬迁后在老使馆旧址以免费送给阿方许多大衣柜和办公室，但是阿方竟然提出了索要废品处理费。我使馆人员在新的使馆建筑中发现了大量窃听器，这种有线窃听器竟然还是“MADE IN CHINA”，总共有35枚窃听装置，几乎复盖了整个中国大使馆。

    阿方从我使馆挖第一枚窃听器起，就起了极大的疑心和警觉，在使馆周围加派了大量便衣和警察进行昼夜监视。多次提出要“检修电话线路和输电线路”。又提出要查看我使馆的建筑结构，均被我方拒绝。

    我方对其安放窃听器的行为并未提出交涉或予以曝光，以大围心态，一拆了之。但是拆除窃听器的过程全部录像，并将窃听器实物和录像通过外交信使邮袋送回国内，作为对出国人员进行保密安全教育的生动材料。

    以上就是我们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及阿方对我方无理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