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铜器的艺术贡献为中华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审美理想和美学精神可以概括为充实与空灵，即现实与浪漫两大类。

      孟子认为的“充实之谓美”，庄子所说的“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者谓之至人”，是儒道两家在现实主义美学与浪漫主义美学的分野。西周以来以《诗经》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美学精神和以《楚辞》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美学精神，也是两种不同的审美理想在文字创作中的体现。这两种审美区别还体现于对艺术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看法中，体现于写实与抒情的不同创作倾向中，体现于对传统的不同态度中，更体现于对艺术风格的不同追求中。所以，二者通常是互融互渗、相辅相成的，但主导性的倾向仍会体现出来。

      从中国青铜器艺术的美学精神中，我们可以体味中国造型艺术、装饰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与演变的轨迹，并继而探寻创造这些艺术元素的源泉，即中华民族上承远古、绵延不绝的审美精神与体系。

      美与善、情与理的统一

      中国美学强调情感表现，同时又十分强调“情”与“理”的统一，即要求艺术表现的情感是合乎伦理道德之善的情感，而不是无节制，非理性的情感。所以，“情”与“理”的统一，“理”要渗透到个体内心情感的最深处，“理”与“情”应当融为一体，不可分离。中国美学思想要求审美对象具有纯洁高尚的道德感，注意艺术的社会价值。这是中国美学的基本命题。

      王国维先生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故夏、殷间政治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间之剧烈矣。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西周以来，社会信仰体系由“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转变为“事鬼神而远之”，社会管理中愈来愈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人性”这一理念得到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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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承源先生在论及青铜器的造型时指出：西周铜器造型已脱离此前那种神秘气息，如大克鼎、史墙盘等，而在纹饰方面则更趋明显；青铜器具有朴实舒畅的风格，形成简洁流畅的时代特征,透视出浓郁的理性精神。

      《易?观?彖》曰：“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周文王制礼作乐，建德立制，而建设理想的和谐礼乐社会。但是，仅仅做“神道设教”的形而上的工作还不够，人们更需要的是能够生息与繁衍的物质。《左传?隐公八年》中记载，“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天子以土地和姓氏对诸侯进行分封和授职授权，既建立了天子的“王道”地位，又建立了统治诸侯的制度与方法。《周礼?春官?小宗伯》：“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类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坟衍，各因其方。”

      这种封土地建诸侯的制度使每个氏族或诸侯国不但具有了实惠，而且可以绵延后人，传承下去。《左传?桓公二年》载：“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周王朝建立并实施“天子建德”制度以来，把过去祭神祀天地的原始宗教崇拜，从哲学意义上转变为祭祖祭天地而“昭令德以示子孙”的功能上来了。这些制度一方面是天子用于统治天下的工具，一方面也是自身行为的准则，是修养自己、昭令百官与子孙，推行伦理道德的基本依据与标准。玉器从“以玉事神”的神物功能逐渐转变为“以玉事德”的君子标准器的功能了。夏商以后，玉器的事神功能逐渐被青铜器代替。

      青铜铭文涉及德行与修德的内容有近200处，作为礼乐文明物质载体的青铜器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符合社会教化的物化载体。青铜器的社会道德教化主要通过铭文和器型及其纹饰等得以实现。工艺美术在美化生活、在丰富生活的过程中体现着社会教化作用，它的艺术作用无需说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情操和精神。西周以来青铜器的教化功能和理性精神，体现了美与善的统一，并力求要实现这种统一。

      道与器的统一

      礼器是礼制的载体，是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表现形式。青铜器彰显的是有礼有德的社会理想，体现的是具有高度发达的冶炼技术和工艺技术的社会生产力。

      《礼记?曲礼》云:“长者未举爵，少者不敢饮。”利用青铜礼器不同形式、不同步骤、不同搭配的交替运用，表现不同的伦理形式。礼在内容上体现为人之内在道德伦理的外在体现，在守礼的过程中寻求同类的归属与认同，并上升为社会普遍遵守的行为准则。青铜器在贵族各种行礼场合广泛使用，使用标准在不同等级之间具有明确界限。如果说青铜礼器的数量多寡和标准高低确定了贵族之间的等级秩序，那么其使用规程和运作仪式无疑确定了商周时期社会生活的伦理秩序，青铜器的“以器载道”，道与器的统一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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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权贵阶层的酒器配制与使用，体现以尊形器为主的政治伦理。酒器是体现贵族统治的主要载体，所谓“朝廷论爵”体现以尊为主的政治伦理秩序。青铜器中常见酒器有爵、尊、觯、觚、彝、壶等，不同酒器的使用也常常体现出地位的尊卑高下。爵是酒器的重要代表，用以封赏并体现贵族身份，由此引申为爵位。通常遵循以爵位为标准的官衔体制，本质上是确定贵族内部的政治秩序和利益分配方式。又如青铜器中的食器有鼎、鬲、簋、甗、豆、敦等。在所有食器中，鼎最具代表性，鼎作为主要食器，在祭祀中居于中心地位。

      认识与直觉的统一

      青铜器的发展始终贯穿着庄严、神秘、狞厉乃至恐惧的浪漫主义审美风格，其基本意蕴就是神权与王权的交融，使受众在直觉的宗教情怀的神秘与恐惧中，认识王权的庄严与敬畏。

      中国古代美学始终贯穿着鲜明的理性主义精神，要求美善统一和情理统一的同时却又不否定直觉和认识的统一，而且极为重视它在审美中的重要作用。

      《礼记?乐记》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与乐必须借助器物才能进行。古人从对青铜器的造型、纹饰、组合搭配、使用程序等外在形式激发人们内在的道德和虔诚,使人们在直觉的感知中体会表现社会伦理的“明等级、辨序列”、“重孝悌、睦乡邻”的大义，自觉构建与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这种自觉源自天性中的人伦觉醒。礼作为外在形式的政治规范正是契合了其内在的伦理归属，正是在由野蛮转向文明过程中，青铜器艺术作为社会道德、政治伦理等等的载体和传承载体，礼与道德才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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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饕餮纹是贯穿商周时期的青铜主样纹饰，饕餮纹饰的功能主要体现在警诫贪婪无度；鸱鸮也是重要的青铜纹饰，是通过鸱鸮的文化属性警示时人避害趋吉，使自身的行为符合社会规范；方形鼎为四足，刚健稳重；圆形鼎为三足，圆润安宁。人们对鼎的直觉，可以认识到安定平稳的寓意，进而认识到作为个人地位与（或）国家安定的象征。象生形造型如动物造型、人兽一体、鸟兽一体造型等在模仿自然生物形态中以体现“制器尚象”的思想——《易书?卜辞上》：“《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动，以制器者尚其象，卜噬者尚其占。”先民们观物取象，视象立意，在形象的直觉审美中，摸索、总结出审美规则，在规则的领悟中形成族群乃至国家共同的道德认识和价值体系。

      人与自然的统一

      基于史前玉器中形成的重要的天人合一的观念，中国艺术思想总是强调人与自然、生命的欲望与实现社会的伦理道德两者统一。青铜器艺术当然继承了这一重要思想，并极尽发挥与创新。青铜器的造型与纹饰高度重视形式美，但又总是把形式与情感的表现相联系，而不用纯自然的形象去解释形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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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生形造型的彘尊、虎食人卣、四羊方尊等表现的是带有巫术的神秘和王权的威严；又如含有蜕变和长生意义的蝉、龟等纹饰则是对生命的礼赞；含有吉祥意义的龙凤纹饰等则是引导人们尊重自然、寻求吉祥安宁；对描绘采桑画像和狩猎画像则是对劳动、生活的美好向往与歌颂。

      青铜器艺术的一个令人惊讶的装饰规律是：对称与反复。主题花纹和辅助化纹的交替出现，如饕餮纹与云雷纹，即显现出繁缛华美的装饰效果，又层次分明，井然有序；对称形反复出现则表现出鲜明的节奏感、韵律感，体现出强烈的对比效果。

      在“器以藏礼”、“物以载道”的上古文明时期，青铜器被赋予了丰富的时代内涵和文化意蕴，为充分发挥青铜器的社会教化功能，先民们极尽想象，将“道”与“器”、虚幻与现实、抽象与具体、人与自然有机地结合，创建了礼乐体制的社会教化方式。祭祀活动作为一种宗教仪式，一方面在于维护人伦社会的等级秩序, 同时更主要是通过祭祀活动的神秘化程序、祭祀权的控制, 实现对社会有序管理，实现王权与神权高度统一的终极目标。

      在对青铜器的审美观照过程中，审视者对青铜器艺术蕴含的象征意义的解读，各具特色，因其掺入了个人情感和审美认知，显得更加个性化、更富有想象力。青铜器凝聚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与审美思想，先民们运用源自自然、源自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自觉审美创造，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创造了青铜器艺术，为中国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无尽的文化意蕴。

      现在，我们只能在博物馆里观赏中国青铜器，赞叹其器形的宏大与价值的珍贵。中国青铜器金银纪念币的发行，使我们可以将璀璨的青铜文明展布于斗室之中，玩赏于手掌之间，犹如拥有了一座小型的中国青铜器博物馆，这岂不是人生的一大福事和乐事吗？

来源:中国金币网（作者：曾卫胜，中国金币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