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青铜器金银纪念币（第3组）之一

      中国青铜时代始于公元前2000年，经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和秦汉，历近15个世纪，而商代的后期和西周时期，是中国青铜器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的青铜器，器类齐全、铸造精细、纹饰华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观赏价值，并以制作精良，气魄雄伟、技术高超而著称于世。青铜器金银币第3组选取了五件商代后期的青铜器，它是前一组妇好墓出土器物的延续与深化，充分地展示了商代晚期青铜文化的辉煌。



      155.52克（5盎司）圆形金质纪念币取材于商代“后母戊方鼎”，我们对此鼎并不陌生，它的身影曾出现在中小学的历史课本上，名为“司母戊鼎”，即为更名后的“后母戊方鼎”。“司母戊鼎”改名据说是因为商代的字体较自由，可以正写，也可以反写，所以“司”和“后”字形可以一样。该鼎是商王祭祀其母（名戊）的纪念器物，因此意思上“后”字更接近“商王之后”。随着更多同时期青铜器被发现，目前专家多认为应当释读为“后母戊”。“后母戊方鼎”易名显然是尊重史实、还原历史的结果，这层历史的神秘面纱也随着考古学家对商代文明研究的深入而慢慢揭开。



      “后母戊方鼎”是我国商代青铜器的代表作，它一次铸造成功，这是一个奇迹，代表了商代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最高水平。此鼎形制雄伟，其造型、纹饰、工艺都达到了一种极致化。据考证，后母戊鼎是商王室重器，重达875公斤，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被誉为“世界出土青铜器之冠”。“后母戊方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鼎身呈长方形，口沿很厚，轮廓方直，呈现出一股不可动摇的气势。后母戊鼎的鼎身和鼎足为整体铸成，鼎耳是在鼎身铸好后再装范浇铸的。据说铸造这样高大的铜器，所需金属料当在1吨以上，且必须有较大的熔炉。经测定，后母戊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其他0.8%。与古文献记载制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充分显示出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





      后母戊方鼎纹饰美观，工艺精巧。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雌雄饕餮。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好象被虎所吞噬，俗称虎咬人头纹。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雄伟的建筑感是后母戊方鼎与同类方鼎的主要审美特点，这个特点与古代宫室建筑的“大壮”之美相吻合。而饕餮、虎头的纹饰，也在庄严的氛围中给人以威慑感，契合商代肃穆威严的祭祀场面。 

      在惊叹商代巨匠巧夺天工的技艺之后，再回到这枚由现代工艺铸成的后母戊方鼎纪念金币上，古典沧桑与先进技术的有机融合，可谓别出心裁。使我们在获得审美愉悦的同时，更多了一份对历史的思考、了解。币面中的后母戊方鼎，粗犷的造型，精雕的纹饰，斑驳的质感，交织出历史的沧桑之美，还原了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极盛气象。既有真实感，又具时代性，堪称这樽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代表作的最佳复制品。

解读中国青铜器金银纪念币（第3组）之二

      纹饰是青铜器的艺术语言和文化语言，也是商代青铜器的灵魂。通过这些抽象化的符号，反映着商代人的精神追求和人生理想。商代青铜器纹饰与王权、神权的结合尤为突出，其神秘、独特、璀璨的艺术特征延续了十多个世纪，并营造了中国早期文明极浓厚的神秘氛围。它不仅直接作用并支配了那个时代，也对后世中国文化及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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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商是青铜器纹饰发展的黄金时期，其中龙纹和饕餮纹是商周时期青铜器装饰艺术的两大主要题材。7.776克（1/4盎司）圆形金质纪念币背面图案选用的商代人面龙纹盉，为我们展示了别具一格的龙纹，并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解读着神秘的殷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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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面龙纹盉出土于河南安阳，通高18.5厘米，盖作成人面的形状，两耳有孔，头上有两个兽角，人面仰天朝上，器盖与器身连起来看，如同一个仰卧的人头，形态甚为奇异。器身显得较低矮，口径12厘米，腹部鼓出，最宽处为20.8厘米。在两旁近颈处有两只兽面状贯耳，恰与人面双耳巧妙相对，有着对称的美感。器身有一管状流，器底圈足边镂三孔，一孔在流之下，其他两孔分别在盖耳和贯耳之下，可用以系绳提携，因长年埋于地下的缘故，这种质地的“提梁”自然已腐朽无存。整器表面现人面龙身，虚实结合，可谓独具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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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盉的腹部和器盖的两角之间，主要饰有商代常见的龙纹和夔纹，圈足上则铸饰云雷纹。而繁复多变的龙纹无疑是整个器物的点睛之笔，令“人面”有了灵魂，使“巨龙”有了生命。龙是古代神州传说中的神物，龙的形象起源很早，但作为青铜器纹饰，最早见于商代二里冈时期，以后商代晚期、西周、春秋直至战国，都有不同形式的龙纹出现。早期的龙纹为夔龙纹，它是多种动物形象的综合体，是一种经古代人民创造性想象而产生的怪异而神秘的动物形象。它最初的原形主要是以蛇为主，因为在中国古代有龙蛇互化之说。商代龙纹多表现为卷曲的形态，这和蛇形的意象密切相关。人面龙纹盉的龙纹环绕于下腹部，并有两爪从人面下合抱于流两侧，龙的立体形象已现于眼前，将龙的神韵与气势展现得淋漓尽致。古拙、神秘、威严的龙纹，反映着商代的时代特征，这种设计不单单是技术上的客观因素所致，更重要的是因为先民意识里充满着对龙的神秘力量的敬畏，在青铜器上他们要把龙的神秘、威严表达出来，而不是追求个人对青铜器龙纹的艺术审美。

      “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商周两代，宗教活动特别盛行，特别是在商代，殷帝王在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中，几乎无旬不祭，无事不卜，老百姓也一样，都很迷信。在《礼记?表记》里就有记载，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青铜器常被作为祭祀的礼器，这就决定了设计纹饰要受宗教礼治的影响，也就决定了青铜器身上的纹饰要蕴含浓厚的宗教意味性。商代青铜器纹饰里面所反映的夔龙纹、夔凤纹等等，都是根据中华民族所崇拜的吉祥神圣之物的龙、凤等演变而来的，风格怪异，并且具有明显的原始社会图腾崇拜的标记。人面龙纹盉在功用上虽是调味之器，但并非生活器皿，而是众多祭祀礼器中的一种，故其设计纹饰上保留着神秘诡异的风格，肃穆与威严并存，契合商人以“娱神”为目标的创作思想。

      设计师在创意人面龙纹盉币面图案时，显然领悟了远古工匠当时的心境，以虔诚而又凝重的工笔对器身的龙纹精雕细刻，每一个线条与弧度无不力求尽善尽美，仿佛雕刻的不是一件艺术品，而是裁缝着先祖的外衣。设计师不但为我们展示出了接近原作的龙纹，而且以多层次的喷砂与反喷砂等工艺进行了渲染，再现了沉凝古朴的青铜名器。整个人面龙纹盉构图饱满，比例协调，充分体现出了商代青铜技艺的精髓。而背景作特写状的龙纹图案，更像在用历史的痕迹隽永成一页殷商文明史，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诠释着博大辉煌的中华文化。

解读中国青铜器金银纪念币（第3组）之三

      “中原文化殷创始，观此胜于读古书”。殷墟遗址是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出土了大量商代的青铜器、玉器、骨角器、陶器等遗物，殷墟的发现和发掘被评为20世纪中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首。殷墟发掘，确证了中国商王朝的存在，重新构建了中国古代早期历史的框架，使传统文献记载的商代历史成为信史。



      在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发行的青铜器金银币（第3组）中，1公斤圆形银质纪念币背面图案中的亚址方尊，正是出自于安阳殷墟遗址。它于1990年在安阳郭家庄以西160号殷墟墓中出土，据考证与商朝末年帝辛在沙丘的王宫礼器有关，也是商代末期沙丘宫代表性的礼器之一。该器物高43.9厘米，重21.4公斤，内底中部铸有“亚址”二字，其方口外侈，腹及圈足四面为分解式的大饕餮纹。饕餮眼呈圆角方形，有长条形瞳孔，目上有眉，大张其口，云状大耳以扉楞作鼻梁，器体共有八组扉棱，口沿处扉棱伸出口沿外近3厘米，气势颇为壮观。亚址方尊之器型与赫赫有名的四羊方尊十分接近，只是羊首还不太突出，其外观庄重大方，设计精细奇巧，为殷商晚期大口折肩尊之经典之作。



      银币上的亚址方尊，给人第一眼的感觉是岁月的沧桑感，这是因为器物图案经过仿青铜的做旧方法处理，使亚址方尊“洗去沿华，回归朴实”，散发出了“古董”的气息。做旧是一种造币工艺的创新技术，此次用于表现青铜器原色，达到了很好的效果。画面中的亚址方尊无论在观感与质感上均显得十分逼真，器物棱角分明、纹饰清晰，凸显了商代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青铜铸造工艺。



      殷商时期，是我国酿酒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酒在商代不仅仅是皇室贵族的一种饮料，还是礼仪中不可缺少的物品。据《尚书》记载，商王武丁和他的大臣曾有过“若作酒醪，尔惟曲蘖。”的对话。因此，随着礼制的形成与发展，酒器便成为礼器的组成部分。青铜酒器在商代尤为盛行，有着不同的形制、功能与组合，如青铜器中的爵、斝、觚、角、尊、罍等都是酒器，各有不同的用途。



      在该套纪念币中，155.52克（5盎司）圆形银质纪念币的素材图案来自商代的亚方罍，是形制较为独特的大型盛酒器和礼器，流行于商晚期至春秋中期。罍作为酒器在《诗经?周南?卷耳》有记载：“我姑酌彼金罍”，此处的金罍即指青铜罍。亚方罍通高60.8厘米，宽37.6厘米，重达20多公斤。罍为方体，由于盖如屋顶形状，看起来更像一座方塔。肩部两侧各有一兽首衔环，浮雕的兽首具有很强的立体感，钮、盖、腹部饰兽面纹，颈、肩、足部饰夔纹，器物整体有商代经典的诡异风格，反映着“尊神礼鬼”的殷商宗教文化。银币以暗灰色为基调，弥漫着远古老的味道，在明暗交错的线条中，让我们领略到了古代青铜器精品的艺术美感。



      龙纹觥，是商代另一种奇特的酒器，这次被选为青铜器金银币第3组中31.104克（1盎司）圆形银质纪念币的背面图案。觥是一种盛酒或饮酒器，《诗经》中屡见其名，如《诗经?周南?卷耳》中写道：“我姑酌彼兕觥。”觥最早出现在商代中晚期，一直沿用至西周中期，西周后期逐渐消失。龙纹觥是商后期盛酒器，原器通高19厘米，长44厘米，出土于山西省石楼桃花庄，现藏于山西省博物馆。龙纹觥体似兽角，前端龙首昂起，后端宽阔平齐。龙首双目凸起，两角上指，张口露齿，形象狰狞。龙首后的脊部有盖，盖正中有菌状钮，龙的躯体置于器盖上，左右蜿蜒，尾部卷曲，与器浑然一体。下设长方形矮圈足，纵向两侧各一缺口。腹两侧镂雕爬行的鼍和举首、吐舌、扬尾的龙，其间点缀鱼状动物和虺。此器造型奇异，在青铜器中仅此一例，鼍纹似扬子鳄，在青铜器纹饰中也极为罕见。



      细观银币上的龙纹觥，花纹繁缛的器身经过设计师精雕，可与原物媲美，器物背景搭配了极具动感的龙纹图案，昂扬的意象与龙纹觥的风格保持一致，既达到了延伸艺术深度的目的，也使整个币面充满了和谐之美。

来源:中国金币网  作者:徐龙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