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币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使用的货币形式，而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是中国北宋时期成都地区出现的官交子。纸币是中国的伟大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贡献。中国钱币学会于2023年3月，在纸币的诞生地成都，召开了“纪念纸币诞生1000年学术会议暨中国钱币学会学术年会”，形成《成都会议共识》，明确了“诞生于北宋成都的交子（官交子）是举世公认的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是中国古代的一项伟大发明。交子诞生日以益州交子务设立的时间为准，即天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公历1024年1月12日）”。此次会议学界达成共识，为后续的相关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有力推动了全国纪念纸币诞生千年活动的开展。

纸币诞生问题本质是一个学术问题，纪念纸币诞生这一重要社会活动必须要有坚实的学术基础，必须要有可靠的学术支持。纪念纸币诞生千年有几个关键性学术问题，是必须要明确的。

官交子是纸币，私交子只是民间票帖

交子一词来源于民间商贸交易用语，较为通俗，意为“交纳了钱的凭证”。历史上的交子分为两个发展时期，即私交子和官交子。私交子又经历了民间自由发放的私交子和官府介入管理的私交子两个阶段。

通过对交子三个阶段的研究可以看出，私交子和官交子的性质也有不同。首先，私交子和官交子表面上都是交纳了钱的凭证，近似后世的银行存单，但是私交子和官交子在兑换期限（界）内，可以由任何持有人以有价票券的形式流通使用，而存单则必须由存钱人或存钱人的委托人到银行兑换。因此，私交子和官交子都不能简单地说是存单。其次，认定纸币的一个关键点是国家信用。纸币是代替金属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由国家或某些地区发行的强制使用的价值符号。纸币本身没有价值，纸币是体现价值的符号，必须有国家信用背书，由国家发行管理。官交子是由北宋朝廷允准的益州地方政府发行的有价票券，具备了纸币的特点。而私交子无论是民间商户自由发行，还是益州地方政府挑选的十六家富户主持发行，都是由发行商户私人信用背书和负责的，其本质是民间票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纸币。

关于谁是“纸币之父”或“交子之父”，有学者认为张咏是“交子之父”。张咏挑选了成都十六家富户主持发行私交子，是对私交子发展有重要贡献的人物。但他既非私交子的发明者，也非官交子的创立，只是代表地方政府对私交子进行了整顿引导。而私交子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纸币，因此，不能称张咏为“纸币之父”或“交子之父”。真正的“纸币之父”或“交子之父”是倡议并推行官交子的核心人物薛田。唐士耻撰《益州交子务记》曾赞：“揆厥攸元，薛田之力居多。天圣、明道之间，盖章宪（献）明肃皇后（刘娥）实司听断，其能决然用薛田之议，亦仁也夫！亦智也夫！”《宋朝事实》亦载：“自天圣元年薛田擘划，兴置益州交子至今。”薛田在任转运使时即有设官交子务的动议，在任知益州时上奏朝廷并获得批准实施。从这个意义上讲，薛田可谓“（官）交子之父”，即“纸币之父”！

推定纸币诞生时间的学术依据

前文对私交子和官交子的性质进行了认定，共识是纸币诞生的时间应以官交子诞生的时间为准。关于官交子诞生时间的历史文献主要有：《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的“【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诏从其请，始置益州交子务”；《宋朝事实》记载的“天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诏）到本府，至二年二月二十日，起首书放（原作‘旋’）”。《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朝事实》同时记载了发行官交子的机构——益州交子务——正式批准设立的时间为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二十八日），换算成公历为1024年1月12日。《宋朝事实》中记载了益州交子务经过准备后，发放第一批官交子，时间在农历天圣二年二月二十日，换算成公历为1024年4月1日。

考虑到发行纸币的官方机构设立意义更为重要，且是两部史籍同时记载，互证无误。又考虑到第一批官交子发行的时间仅在《宋朝事实》中有记载，并无旁证，日期是公历的4月1日，是西方的愚人节，该时间不适合做国际推广，故成都会议的钱币界、金融界专家代表一致认为交子（官交子）诞生日应以益州交子务设立的时间为准，即天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024年1月12日）。

需要指出的是，以前的许多著作中谈纸币诞生，并没有对纸币诞生日的农历和公历进行认真的换算，因益州交子务设立的时间是天圣元年，便想当然地认为是公历1023年。天圣元年虽然大部分时间在公历1023年，但具体到天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时间已经到了公历024年1月12日。这是中国农历和公历之间的差异造成的，学者不可不察！

家喻户晓的“千斯仓”版是南宋第十八界会子印版

“千斯仓”版是印有“除四川外，许于诸路州县公私从便主管，并同见钱七百七十陌流转行使”字样的印版（配图1），因该版图中一侧有“千斯仓”题记，被称为“千斯仓”版。“千斯仓”版一度被误认为北宋交子版，后也有多种观点，是热度极高的钱币学难点和重点问题。

我们为此进行了不懈努力，完成了三项突破，最终敲定“千斯”版是南宋第十八界会子组合印版中的主版之一。

其一，“千斯仓”版上的“除四川外……”29字是皇帝专门下的“指挥”，印刷在南宋晚期的东南会子上。

关键史料即南宋四川宣抚使李曾伯撰写的《救蜀楮密奏》。宝祐四年（1256年），李曾伯密奏朝廷，建议四川地区废止四川钱引，通用东南会子，提出：“然则今欲救蜀楮，莫若令通用京楮。纸朴（应为‘料’）既令取鲜于蜀道，工墨亦不大费于朝廷。虽是京会指挥有除四川行用之文，见今蜀人，已重京楮，若降一指挥，权时施宜，何所不可？”其中，最核心的文字即“京会指挥有除四川行用之文”（配图2）。“京会”指东南会子，“指挥”则是“皇帝圣旨的一种，其所涉及的不只是法律，而且还包括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除四川行用之文”即“千斯仓”版上的印文：“除四川外，许于诸路州县公私从便主管，并同见钱七百七十陌流转行使。”这29字印版铭文正是皇帝专门下的“指挥”。李曾伯上《救蜀楮密奏》时，南宋流通第十七界、第十八界会子，该两界会子都应印有“除四川行用”内容的“指挥”。由是观之，“千斯仓”版是南宋晚期印有皇帝“指挥”的某界面值为一贯的会子印版，是组合印版中的一块。

其二，“千斯仓”版与“行在会子库”版同被民国时期古董商尊古斋黄 收藏和售卖，两版面值一致，且表述方式互补，文字风格一致，整体内容互补，时代特征一致，形制特征一致，基本认定两版为一套纸币印版中的两块主版。

“行在会子库”版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原为古钱币收藏家陈仁涛旧藏。根据民国时期流传的《宋交子铜版》拓片，认定“千斯仓”版最晚在1928年已被尊古斋黄 收藏。根据现存最知名的“行在会子”版拓片（配图3）收录在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尊古斋金石集》中的情况，推定“行在会子库”版大致在1934年、1935年之前已被尊古斋黄□收藏。

其三，重新辨识出“行在会子库”版主题图案为《凤凰灵芝图》，所印纸币即南宋十八界会子“芝楮”。

《凤凰灵芝图》左右为颉颃相顾的凤凰，中间为硕大的灵芝。其中右侧为凤，凤头在上，展翅翱翔，凤尾如飘带，自然垂下平铺。左侧为凰，凰首在下，俯首低飞，凰尾若卷草纹，舒展绚烂。中国古代大部分时期是严格区分凤与凰的，凤为雄性，凰为雌性，宋代也是如此。灵芝与凤凰是古代流行的祥瑞图案，经常搭配组合出现。图案中的灵芝为菌盖层叠的大灵芝，体量巨大，并居于《凤凰灵芝图》中央醒目位置，所印纸币极有可能被称为“灵芝图案的纸币”，事实也正是如此。史籍载：“当时十七界曰‘瓶楮’，十八界曰‘芝楮’，取绘物名。”即十七界会子因绘有瓶子形状，俗称“瓶楮”。而十八界会子因绘有灵芝，俗称“芝楮”。通过辨识国家博物馆藏“行在会子库”版主题图案为凤凰、灵芝，认定其为南宋十八界会子的印版主版之一。

根据以上三项纸币研究的新突破，学者们认定“千斯仓”版与“行在会子库”版同为南宋第十八界会子印版，是其中的两块主版。（作者单位为中国钱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