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必果”与“行不果”是两种不同状态，前者是立竿见影，是掷地有声，是一呼百应，是行之有效；后者是无人喝彩，是只开花不结果，是前面卖生姜后边喊不辣。如果在“行必果”和“行不果”之间选其一，以描述2006年新邮政策，非常遗憾，我们只能痛苦地选择后者。

　　必须承认，2006年，管理层为改善邮坛一蹶不振的萎缩现状，确实采取了一系列至少看上去非常积极的措施。其中最看得见的举措就是将全国人大代表杨先龙专程请到湖北荆门销毁现场，让他亲自督查那里的销毁工作。杨先龙近年为“新邮打折”四处呼吁，已经成为集邮大众的代言人，请他去销毁现场督查，自然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杨先龙代表在现场也感慨万分，认为此次销毁工作，“主旨清楚，目标明确，组织严密，安全可靠”；此外，2006年“丙戌狗”赠送版也改由国家邮政局直接寄到新邮预订者手中。表面看，此举意义不大，甚至有婆婆妈妈之嫌，但往里深究，应该有两方面积极作用：其一，由管理层站在高度控制新邮预订数字，从而有理有序地调整新邮措施；其二，杜绝地方集邮公司从中卖大户，以保证从源头上杜绝炒作行为。“行”轰轰烈烈是有了，按此理，2006年应该是新邮最有生气的一年，最起码，不会像往年一样，新邮这边一问世，那边在市场就遭遇打折。但“果”究竟如何？

　　先看大盘。截止至6月上旬末，2006年已经问世的13套新邮，该跌的品种依旧在跌，而不该涨的品种依然有许多短线资金在跟风。维持多年的悲喜两极分化的新邮格局，在丙戌狗年仍没有太大的变化。

　　“行”不能“果”，为什么始终会出现这种尴尬局面？从大面积销毁库存工作开始至今，至少五六个年头过去了，年复一年，为什么每次又会出现那么多可销毁的东西？是政策执行不力，还是政策本身有漏洞？换个角度，邮票的量变确实是邮票价变的主要因素，但量变的方法，难道只有“销毁”一条？减少发行量，扩大邮政通信消耗等，不同样也是量变的渠道？

　　一方面是方法或措施深入人心的“行必果”，一方面是偏离实际类似空中楼阁的“行不果”。对于管理层，二者舍谁取谁，才是最最重要的。希望今后管理层能多“行成于思”，制订出更多更好的能真正振兴邮坛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