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邮票史》第七卷记述了1949年10月至1966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主管部门发行邮票的历史，阅后受益匪浅，但仍有一些未解之迷。

为何纪1制版图中的铭记仍是“华北人民邮政” 

1949年8月30日，华北邮政总局正式请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纪念》邮票，报告中有：“又以此项邮票，应分发全国各地邮局售用，故票面拟印‘中华人民邮政’六字，即作为全国统一邮票之开端。”其制版原图中已标注了志号“纪1.4-4”，表明是作为全国统一邮票而设计的，但铭记仍用“华北人民邮政”。同年9月19日签订邮票印制合同，印刷厂即按“华北人民邮政”的铭记制版，后来才将铭记改为“中华人民邮政”重新制版。为何在签订邮票印制合同时，铭记仍用“华北人民邮政”？后来，又是怎样作出修改铭记的决定？

未发行《李大钊逝世廿五周年》邮票的原因

1952年我国有了第一个纪特邮票年度发行计划，共计13套邮票，有12套获得批准，获得批准的仅《李大钊逝世廿五周年》邮票未发行，但第七卷是没有说明其原因。

“保卫世界和平”系列邮票原始票名中是如何标注组号的

第七卷中3套“保卫世界和平”系列邮票（纪5、纪10、纪24）的票名中依次标注“（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中也大都是这样标注的。但是，1957年版目录中这3套邮票的票名中依次标注“（第一次发行）”、“（第二次发行）”、“（第三次发行）”；在1991年版至1997年版目录中，纪5的票名中无标注，另2套邮票依次标注“（第二次发行）”、“（第三次发行）”。1991年版目录在“修订改版说明”中称：“这次修订，对《目录》中的各项内容，均参照邮票的发行通告及有关档案做了认真核对。”这是否表明在发行纪5时并没有考虑按系列邮票发行？即1991年版目录中这3套邮票为原始票名。

纪8邮票的原画作者是几人

第七卷在介绍纪8《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纪念》邮票时说明：“邮政总局供应处提出以2月17日《人民日报》所刊王式廓等3人合作的油画‘中苏友好合作万岁’为图案发行纪念邮票”。（P137）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中该图的原画作者只有王式廓一人。该邮票的原画作者到底是几人？

未发行“集1”邮票的原因

第七卷说明发行纪10《保卫世界和平（第二组）》邮票时，“邮票发行主管部门当时还为此套邮票印制了小型张，图案为‘纪5’的400元、800元面值和‘纪10’的400元、800元面值，雕刻版双色印刷，志号为‘集1’，共印刷4万枚，但终未发行。”（P129）在发行纪24《保卫世界和平（第三组）》邮票之前，邮政总局邮票处曾经请示，可否在发行纪24邮票时将库存的“集1”一并出售，局长批示“小型张不卖”。（P130）为什么已印制完成的小型张却不发行？

关于“存档古票”的情况

第七卷仅介绍了纪11“各多印5000枚留作存档古票”。（P139）邮票发行部门从何时开始保存档案邮票？其他邮票的“存档古票”情况？

纪44（5-1）的设计者是谁

第七卷说明：“邮票发行局去美协商谈，最后确定反映四层意义的4种图案，由张仃、张光宇、邱陵、钟灵共同设计，在统一风格下每人一图”。（P232）后来又增加第一图“庆祝伟大节日”，但该书没有说明增加的第一图的设计者是谁？

关于纪67、69邮票的设计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2007）》中纪6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第一组）》的设计者为：“张光宇 邱陵 陈汉民 钟灵 张仃 周令钊  版图绘制：孙传哲”，纪6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第三组）》的设计者是：“钟灵 邱陵 陈汉民 张仃 张光宇 周令钊  版图绘制：孙传哲”。据第七卷介绍，邮票发行局邀请社会美术家参与国庆十周年系列邮票的选题及设计工作。其中纪67和纪69两套邮票的选材及设计多次变动，1959年6月24日，有钟灵、张仃、张光宇参加的邮票发行局会议上决定，由孙传哲根据设计草图绘制纪67轮廓图，纪69则由邱陵绘图心，孙传哲绘边饰正图。（P213-214）可见，纪67和纪69两套邮票应属于特约设计的邮票，其最终的设计图稿是由孙传哲完成的。那么前述6位社会美术家是如何参与国庆十周年系列邮票的设计工作？单独设计了纪70《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第四组）》的周令钊是否参与设计纪67和纪69两套邮票？哪几位绘制的设计草图被选入纪67和纪69这两套邮票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2007）》中纪81《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邮票的设计者是：“钟灵 邵柏林 周令钊 陈若菊  版图绘制：万维生 刘硕仁”。据第七卷介绍：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原计划在1957年召开，当年就开始设计这套邮票，设计者邵柏林采用金石印章“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为主图；由于文联主席团扩大会议否决了这一设计，而改由美术家周令钊、钟灵和陈若菊设计，图案由象征文艺的各个方面的笔、面具、竖琴、画板、胶片、腰鼓等组成；全国文联对新设计图并不满意，要求美协重新设计，由于美术家已没有时间重画，改由邮票发行局自行设计，孙传哲绘制了两幅新图，再次征求文联意见，文联根据茅盾、周扬及郭沫若等领导的批示精神，决定采用“花纹金石图”；由于这次大会推迟到1960年7 月22日至8月13日召开，当年7月初大会筹委会提出新的邮票设计方案：“八分面值邮票——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主题，用印章的形式……四分面值邮票——用这次文代会的纪念章为中心图案。”（P391）从前述的情况看，钟灵、周令钊和陈若菊合作设计的图稿并没有被采用，不应将他们列为设计者。邵柏林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也没有参与这套邮票1960年7月的最后设计工作。显然，万维生和刘硕仁是这套邮票的最终设计者，目录将邵柏林列入设计者表明第2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采用邵柏林当年的设计图。那么，第2图是直接采用邵柏林当年的设计图还是进行了修改？第1图是新设计的吗？万维生和刘硕仁是如何分工的？

纪82邮票在首日发售了吗

纪82《庆祝朝鲜解放十五周年》邮票的发行日是1960年8月15日。第七卷说明由于种种原因“到8月15日下午6时，工厂印出了一图900张（45000枚），二图1400张（70000枚），由邮票发行局取回，此时，北京市邮局、中国集邮公司和对外文委正在邮票发行局里等候取票”。（P368）那么，当日是否有邮局或邮票公司向外发售了纪82邮票？

特15的第三图“天安门”为何修正重印

第七卷说明：“这个图案的邮票为何停售回收，档案中没有明确的记录。从现有材料看，‘天安门票奉部长指示要修正重印’，但具体理由不详。”（P261）在邮电部部长办公会议讨论特15邮票设计图稿时，“天安门”图邮票的设计未获批准。后来设计者进行了修改，邮政总局还在报告中专门就“天安门”图邮票的设计作了说明，邮电部朱学范部长在此报告上批示“同意”。“天安门”图的印样在送邮政总局领导签发时，又提出了关于该图天空背景的问题。设计者为此专门去中国美术家协会征求意见，美协蔡若虹副主席对设计图予以肯定，并说明“天空沉闷的感觉，可能是由于油墨颜色过重的缘故。如果把墨色改淡一些，沉闷问题将会解决。”可见还会进一步试印，那么再次试印的结果如何？最终印样是怎样签发的？为什么在成品已下发各地后又急电通知：“暂停发售”天安门图邮票，“扫数退回”？

特22M停印的原因

第七卷说明：“特22‘中国古生物’邮票设计图稿终于完成，并于1958年4月15日发行。邮票发行局当时还准备加印小型张（笔者注：应是小全张）发行，并于1958年3月22日向中国近代印刷公司订印20万张，至6月3日，以该小型张与邮票发行日期相距太远为由通知工厂停印。”（P220）但是，纪33M的发行日（1956.1.1）滞后纪33套票发行日（1958.8.25）多达4个多月，而从特22发行日（4.15）至通知停印之日（6.3）还不足2个月，谈何“日期相距太远”！特22M停印是否另有原因？从3月22日订印，至6月3日通知停印共历时近2个半月，该小全张的印刷情况如何？是否印出过成品小全张？

《剪纸》的另4图为何没有发行邮票

第七卷说明特30《剪纸》邮票“设计图完成，共8幅…………1957年12月23日，邮票发行局致函中国近代印刷公司雕刻原模……直到1958年12月1日才正式订印这套邮票，‘8个图案中先订印4种’”。（P256-257）该书没有说明为什么以后没有发行另4种图案？

未发行《青年生活》邮票是否还有其他原因

第七卷根据《邮电部邮政总局（56）票字第3号报告》（1956年11月22日）说明未发行这套邮票的原因：“考虑到这套邮票的原发行日期早已过去，承印厂也无力完成彩色套印工作，所以决定将此套邮票从1956年计划中撤去。”（P268）笔者认为这样的理由并不充分：如纪39《全国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纪念邮票（1957.3.20发行）因印制等原因在运动大会结束后近一年半才发行，时效性强的纪念邮票都可以拖很长时间，那么发行时间比较灵活的特种邮票更可以延期发行；此外在撤销订印《青年生活》邮票后不足2 个月的1957年1月26日，邮票发行局又向中国近代印刷公司（与《青年生活》邮票的承印厂——中国人民银行印刷厂是同一个印刷厂）订印彩色胶版套印的特18《儿童》邮票，原计划1957年6月1日发行，因为印刷质量不合格，重新印制而推迟1年发行；1957年2月25日，邮票发行局又向该印刷厂订印彩色胶版套印的特20《农业合作化》邮票。并且，撤去《青年生活》邮票的报告是在发现该邮票设计问题后近半年才作出的，应该还有其他更主要的原因。

《中国邮史》2008年第4期第138-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