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处于困境的杨虎城率部暂时避居陕北。

　　对于杨虎城来说，这段时期他非常郁闷。从1915年正式参加革命以来，历经讨袁战争、护法战争，在与反动军阀的斗争中，一度失利，故乡关中竟无他容身之所。

　　但失败也给杨虎城带来新机。他开始冷静思考革命的方向、部队的出路等一系列深刻问题。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两位重要人物走近他身边。一位是当时的榆林中学校长、进步民主人士杜斌丞。“两人一见如故，杜斌丞十分钦佩杨虎城拥护孙中山、坚持民主革命的彻底精神；杨虎城则十分敬重杜斌丞的才学人品，特别对于杜斌丞的进步思想，有一新耳目之感。”曾长期跟随杨虎城的米暂沉先生说，在榆林不久，杨虎城结识了另一人―――共产党人魏野畴。这是杨虎城第一次与共产党人接触。在长时间的交往和深谈中，魏野畴详尽地向杨虎城讲解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及这一革命学说的基本内容，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如果说以前的杨虎城接受了‘三民主义’，并为之殊死奋斗，那么从这时起，他逐渐接受共产党人的主张，开始向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思想境界迈进……为他此后长期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良好关系奠定了思想基础。”

　　孙中山为杨办加入国民党手续

　　西安市建国路，陕西省政协机关东侧的信义巷是西安事变研究会所在地。关于那段历史的各种史料占据了研究会资料室的大部分空间，其中杨虎城将军的国民党党员证书，是最能说明杨虎城身份，也是研究者最看重的历史见证之一。

　　据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陈祥林说，杨虎城参加革命活动以来，虽历经枪林弹雨为捍卫和执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战，但却一直未和孙中山有过谋面的机会。1923年下半年，孙中山先生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逐渐形成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主张。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共合作正式实现。这次会议，杨虎城派代表参加，并受到孙中山先生热情接待。

　　此次，孙中山为杨虎城正式办理了加入中国国民党的手续。杨虎城成为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追随者和捍卫者。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京逝世，杨虎城闻知后十分悲痛，立即派人到京志哀。同时，他还在驻地耀县举行大会，隆重悼念孙中山，“成为当时陕西政治活动的一件大事”。

　　1925年夏，杨虎城效仿黄埔军校在陕西耀县创办了三民军官学校。贾自新先生在《杨虎城年谱》一书中记述：“（三民军官学校）讲课方面，政治以三民主义为中心内容。军事以黄埔军校的课程为基础。同时，还规定每星期日为服务日，教职工和全体学员帮助县政府、商号、居民打扫马路和街巷的环境卫生，并帮助贫户修缮房屋，在北大街文庙东西一带植树五百余株；农忙时，帮助农民夏收、秋收和捆白菜等劳动；组织宣传小组。每周一二次深入农村，宣讲三民主义……”

　　申请加入中共获批准但未办手续

　　2006年11月15日晚上，提起自己收藏的当年“中共中央发给中共东京市委的函件”，陈祥林很自豪。“这份函现在少有人能见到。”尽管是一份抄件，陈祥林依然如获至宝。

　　78年前，这份函件漂洋过海到了日本东京……

　　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开始清党，第一次国共合作遭到破坏。正当革命处于低潮时，1928年1月9日，中共中央收到一份发自中共河南省委的报告。

　　“(1)现有人数不到七千，枪支仅三千余，野炮、机枪、迫击共计十余架，但子弹非常缺乏；其编制共计两师及直隶于军部之七个小部队。(2)杨本人近来因环境所迫，非常同情于我党，并要求加入我党，要求我们多派人到他的部队中去，无论政治工作人员和军事人员，都欢迎。(3)杨军内部非常复杂，各自成一系，每一小部分中，地域观念很盛，此派和彼派亦常有冲突，不过都服从杨……”省委认为，“杨之倾向我们，投机的成分很多，在其中做工作的同志，多没有按着党的政策去做，如没有发展下层组织和当地工农运动等等，特约在该军中做工作的负责同志详加讨论，结果定出比前更加详细的工作方针决议，督促去执行。”

　　对于这份报告，杨虎城之孙杨瀚曾认真研读了一番：“从这份报告可以看到当时中共河南省委有人不相信杨虎城的革命性，认为杨投机的成分很多，所以拒绝了杨虎城的入党要求。一方面不信任杨虎城，而另一方面却要求杨虎城的部队起义，由此，杨虎城与中共皖北特委（当时属河南省委领导）意见发生了分歧。”

　　当时，如杨虎城不参加起义而仍继续留在部队中，必对起义产生不利影响，甚至会使合作局面陷于破裂。皖北特委当然不愿意出现这样的局面，但杨虎城也极不愿处在这种以自己为中心的矛盾漩涡中。为摆脱此种尴尬，他向特委表示自己可以离开，用他的话来讲，即：“可以丢开部队，而不愿使自己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关系归于破裂。”米暂沉说。

　　1928年，杨虎城到达日本。当年10月9日，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了杨虎城的具体情况及其真诚态度，特函复中共东京市委，同意接收杨虎城加入中国共产党。2006年11月15日晚，陈祥林向记者公布了这份函件的内容：“收到你们的来信，特答复如此：……杨虎臣（原文如此），中央已允其加入。交由你们执行加入手续，加入的手续如下：需三个同志的介绍，候补期为半年。再望你们与他谈一次话，指明两点：（一）目前大的任务主要的是争取广大的群众以准备暴动，而不是马上就要实施总暴动。总暴动是我党的前途，目前尚不是行动的口号，而是宣传的口号，尤不是每个同志一加入就要派回暴动。（二）每个党员加入后如在工作上有需要时，党仍须调其往他处工作……”

　　但十分遗憾的是，函件到达东京时，杨虎城已离日回国。陕西省社科院研究员雷云峰说：“杨在东京时，不知道中共中央已批准他入党的事，自然也就没有履行入党手续，从另一个角度看，历史永远都充满了‘遗憾’。”

　　主政陕西保护大批共产党人

　　尽管杨虎城最终未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的身边始终团结着一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他始终如一地支持爱国民主运动，以至南京政府盛传杨虎城在陕西大搞“赤化”。

　　据米暂沉回忆，1933年春，西安部分进步学生因不满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禁止阅读进步政治书籍，一举捣毁省党部办公室，砸毁其招牌，抄出省党部委员田毅安的大烟具上街示众游行。事件发生后，省党部一时无人敢去办公，陷于停顿状态。省党部委员有人找杨虎城诉苦，当时还是陕西省政府主席的杨虎城推脱说：“学生闹事，全国皆然，南京也在闹，而且闹得更厉害。委员长（指蒋介石）尚无办法，我能有什么办法！”事后，杨虎城私下对人说：“打一下有好处，这些人太嚣张了。”

　　实际上，杨虎城在他的军内和省政府机关中一直容留着许多共产党人，并让他们担任要职，他主政陕西后，更大胆任用知名共产党人南汉宸做秘书长。杨虎城作为国民党的封疆大吏，他的这些行为引起蒋介石极度不满。因此，当时南京政府常有电报或公文致杨虎城，指责杨部中某人是共产党员，某人有共产党嫌疑，命杨逮捕或押送南京。

　　米暂沉后来披露，杨虎城对于这一类案件，一般坚决不交人，硬顶回去，“如申辩说某人经考察并非共产党，或者秘密放走，对南京报告说已经潜逃。”当一些与杨虎城部队有关系的共产党员因活动暴露，有被国民党逮捕的危险时，“他立即‘逮捕’，一般‘关押’在十七路军的军法处加以保护，待风声过去再放出去。”

　　同时，杨虎城对陕北红军的重要负责人，也采取了保护的措施。1931年，刘志丹同志在陕西邠县（今彬县）被杨部骑兵旅苏雨生逮捕。南汉宸得到消息后向杨虎城请示，在杨虎城的同意下，南把刘志丹接到西安后秘密释放。当谢子长同志到达西安时，杨虎城还通过杜斌丞为其提供过枪支弹药。

　　专家观点

　　他是共产党的真诚朋友

　　对于杨虎城是不是共产党员的问题，多年来有各种传说。在我看来，杨虎城曾经申请过参加中国共产党这是事实。当时的中共河南省委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先是未批，以后又经中共中央于1928年10月9日函复中共东京市委，允其加入。当中央这一函复件寄到东京时，杨本人却已离开日本回国。因此，现在只能说这些过程都是确实无误的。至于算不算已经入党了，这不属于学术讨论范畴的问题，而是要严格按照党章的规定来考量。

　　杨虎城虽未履行入党手续，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景仰和依赖是始终如一的。应当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朋友，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是国民党中左派力量的最杰出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