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毛(邓榕)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的三叔邓蜀平(邓先冶)解放前是个小地主，人没有什么本事，还抽点鸦片烟。解放后父亲把他送去戒了烟，让他受了点革命教育，然后一直在贵州省六枝地区做点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因本人的地主成份和他兄长的倒台受牵连，被迫害致死。”

看了这段话后，不禁使我想起了一段亲历的往事，这就是邓小平如何把他的弟弟邓蜀平送去接受革命教育，又如何让他参加革命工作的故事。

最初印象

1950年的4月末或5月初，我所工作的单位———西南人民革命大学(简称“西南革大”)二部四班来了一位新学员。此人年纪40出头，身材不高，已经有些发福，一套新的灰布中山服紧巴巴地绷在身上，平头乌发，方脸浓眉，上唇还蓄有一抹短须，在众多的新学员中显得有点异样。

这些学员入学以后，绝大多数人都表现了渴望学习，积极投身于革命熔炉，进行自我思想改造的政治热情。但是那位新来的，有些异样的学员，情绪似乎一直就不很好，对人对事常常是一副冷漠神态，始终与人保持着某种距离，有时显得拘谨，在拘谨中又不时会流露出几分矜持与傲慢。

这究竟是一位怎样的人呢？翻阅他的入学登记表，只知道他名叫邓蜀平，籍贯是四川广安，家庭出身是地主，而在社会关系和个人经历的栏目中都填写得很笼统。

告状挨批

西南革大办学之初，条件十分简陋，生活也相当艰苦。数千名师生员工聚居在重庆市郊化龙桥一侧的山坡上，住的房屋大半是简易平房，且很拥挤。听课只能聚集在大操场上，用扩音器扬声。日常生活管理是半军事化的，有严格作息时间。

学员还有一项更为艰苦的任务，就是要经常下山到嘉陵江边码头去搬运粮食和煤炭。因此数千人的吃饭烧煤，大部分都要由学员直接运输到位，距离虽只有2000米左右，但一路都是坡坡坎坎，完全是负重爬山，其艰巨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学员中绝大多数过去都是所谓“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的知识分子，这艰苦的劳动，无论在心理还是在生理上都是对学员们的严峻考验。

不久我们就发现，这革大的学习与生活条件对于邓蜀平这个学员来说似乎是更难以承受的。我们这个班的班主任是一位从老区来的工农干部，他为人爽直，办事认真，有很多优点，但也有一个很大缺点，就是毛泽东曾经批评过的那种“傲视知识分子”的自我“优越感”。尤其是对于那些旧知识分子味道较多的学员，几乎有一种本能的傲视甚至厌恶，同他们说话往往是态度生硬，批评他们的缺点时，则近乎粗暴的训诫。每当这时，我们便会看到邓蜀平的表情尤其复杂，在无奈中还隐含着某种抗拒的心态。

然而没有过多久，邓蜀平的表现却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还是比较沉默，但脸色却平和开朗多了。小组会、大组会也能听到他偶尔的发言，发言的基调和语气也平和了许多，即使是向班里或是别的什么人提意见，那态度也较过去诚恳和亲切，而不再有愤懑和牢骚的意味。参加重体力劳动时，虽然仍旧有难以承受的压力，但从情绪上可以看出已不单只是沉重和苦恼，而是在无奈中又增添了几分咬牙坚持的意志力。经过了解，邓蜀平的变化及其谜底很快就被揭开了。

原来他的确是一个有特殊背景的人物：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西南地区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是他的亲哥哥。他是被“照顾”选送到西南革大来学习的。邓家在川北广安县虽不是豪门巨富，但也算是一户拥有不少土地的殷实人家。邓小平早年就远走异国他乡参加革命，他的兄弟姐妹中也有较早接受革命影响而参加革命的，如邓垦当时已经成了一位革命领导干部。但也还有一些人一直留守在家乡的土地上，继承祖业并臣服于四川军阀统治之下，这位邓蜀平就是其中之一。而且，他还不完全是一介平民，而是在当地有一定影响的，甚至被认为是一位能够呼风唤雨的人物，他参加过在当地很有势力的帮会组织，被人称为“袍哥大爷”。他在当地说话办事，就是国民党的县太爷也不能不给他点面子。

然而邓蜀平也正因为有那样的特殊背景，多少年来在家乡又一直处于颐指气使的社会地位，过着养尊处优的富裕生活，进入革命大学之后，不仅要过艰苦的生活，而且要被严格管理，被不断教训，这就使他很不习惯，很不舒服，很难接受，很不满意了。

因此，他便利用一个星期天，进城跑到西南局去找领导。或许是有所顾忌，又或许是邓小平同志正好不在，他便直接找到了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主席、同时兼任西南革大校长的刘伯承同志，一古脑儿将自己对校方的各种意见以及自己所感受到的种种“委屈”向刘伯承同志诉说了一番。但他却不曾想到，刘伯承校长不但没有“虚心”接受他的意见，同情他所受的“委屈”，相反地却严厉地把他批评一顿。

刘伯承校长当时对他说的一番话大意是：你应该好好在革大学习，接受改造，争取以后做一个合格的干部，你不要闹意见，发牢骚。你如果不愿意在革大接受改造，经受考验，那就让你再回到川北老家去，看看当地农民怎么教育改造你，你好好想想吧。

考验合格

刘伯承校长的这一番话果然厉害，使邓蜀平真正认清了自己的处境和前景，并迫使他迅速醒悟过来。他从西南局“挨批”回到革大后，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终于出现了我们在前面说到的“很大变化”。

革大的学习期限是5月中旬正式开学，9月上旬便正式结业分配工作了。巧的是，为全校学员做毕业分配总动员报告的正是邓小平同志。他在毕业典礼大会上以《到实际工作中去接受考验》为题向广大学员发出号召。

据我的印象，邓蜀平的分配似乎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更没有听说有什么人为他打过招呼，而是综合他的各方面情况，认为像他这样的人，更需要也更应该首先到农村去经受锻炼，接受考验。邓蜀平本人并没有提出任何特殊的要求，一切都很自然，一经宣布分配结果之后，他也就同绝大多数学员一样，告别重庆这座大城市，奔向了新的岗位。邓蜀平去的地方是贵州东南部的独山县。

在劫难逃

西南革大只办了3年多一点时间。到1953年下半年就基本结束了革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些革大的工作人员也就风流云散，各自走向了新的工作岗位。有关革大各期毕业学员的情况，包括邓蜀平在内，从此也就音讯全无了。

直到20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期，我从北京到贵州的一所大学去任教。在省城，我遇见了两位当年在西南革大的同事，顺便就向他们问起了一些当年被分配到贵州去的学员情况。关于邓蜀平，他们说他一直在贵州工作，表现也一直较好。后来被当作“民主人士”而受到了重用，当过郎岱的副县长，后又调任六盘水特区的六枝市副市长。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突然掀起后，以邓蜀平的特殊经历和地位，自然是在劫难逃的。况且，邓小平在“文革”前期一直被定为党内第二号的“走资派”。邓蜀平的离开川北老家以及后来的参加学习，安排工作，获得“重用”等等自然都被看作是邓小平“包庇”的结果。邓蜀平在贵州那个偏僻地区就更是被斗得死去活来。到最后，他就干脆“自绝于人民”，畏“罪”自杀了。听了这些情况的介绍后，不免令人唏嘘。他大概不曾想到，数年之后的邓小平又会东山再起，并重新开创了一片新的历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