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晚，记者电话联系到王树增时，他刚从中央电视台做完节目回到家。《长征》出版引发的轰动，让他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虽然话语中透着疲惫，但谈起《长征》一书，他仍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一次艰苦的创作之旅

　　曾将稿子推倒重来

　　写《长征》王树增用了6年。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王树增萌发了创作中国革命三部曲的创作构想，内容涉及长征、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目前已出版《远东朝鲜战争》、《长征》两部。

　　从2000年开始，王树增就开始搜集长征的文献资料，为创作打基础。2001年，偶然间看到的一本书，让王树增下定决心着手创作。这本由美国时代周刊出版、名为《人类1000年》的书，评选出从公元1000年至公元2000年间，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件重要事件。中国有3个事件入选，其中之一就是长征。

　　一本美国人的著作给予长征如此高的评价，王树增内心久久不能平静。长征作为对世界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件，却从未被中国人自己从人类精神遗产的角度进行认真而全面地叙述。“我认为，至少我们当代青年，大多对中国革命史不甚了解。我是从精神层面上讲的。我想一个民族的青年一代，如果对自己的精神渊源了解不够的话，对发展是不利的。而长征恰恰是很值得继承的民族精神经典。”

　　写《长征》这样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如果人云亦云，用“剪贴法”东拼西凑出一部几十万字的“著作”并不是件难事。但王树增要写的不是这么一部拼凑文学，他要全景式地展现壮烈的长征，通过详尽真实的描写还原历史场景，并挖掘这漫漫征程留给后人的精神宝藏。

　　王树增为自己订了一个标准：只要是书中出现的事件、人物，哪怕这个人在书中只出现了一瞬间，也必须是真实的，必须是有案可查的，不允许虚构。

　　这个标准是苛刻的。相对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其他重要事件，长征的历史资料较少。红军在长征中平均每天急行军50公里以上，平均3天遭遇一次激烈而残酷的大战，平均每走出300米就有一人牺牲，在这样极其险恶的环境下不可能对行军过程进行详细记录。这也是少有关于长征原创性纪实作品的重要原因。

　　王树增的写作过程可说经历了一次创作的艰苦行军。为了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料，他成了图书馆与档案馆的常客，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他差不多翻阅了数千万字的资料，仅笔记就做了240多万字。

　　王树增去总参测绘局弄来了长征所经省份的大比例尺详图，“没有人能绘出长征的详尽作战地图，如果真的画出详尽图来，那将是一张异常复杂的‘蜘蛛网’——红军总是在敌人的包围中不停地迂回，来回反复，同一个地方几天内可能要走好几回。”王树增说。

　　王树增不允许书中出现的地名差错。他趴在地图上认真搜索，以便核实文献资料中出现的地名。“即使是一个很小的村庄，也要想法找到。实在找不到了，也要知道它在地图上的大致位置。”几年下来，王树增的地图上划满了无数的记号，贵州、四川等省的地图都被他看破了。

　　在掌握的长征资料中，当年红军以及国民党军队的电报尤显珍贵。红军的原始电报涉及军事行动、政治纷争，许多内容关乎中国未来的命运。战争时期的电报，大量使用简写、密语，准确解读需要具备大量的历史知识。为了弄清每一封电报的来龙去脉，王树增花费了大量精力。《长征》中摘引了许多对历史走向产生重要影响的电报，这些能够充分还原历史原貌的电报是普通读者以往所很难看到的。

　　最终付梓的《长征》有60余万字。王树增写到30万字时，曾将稿子全部废掉，推倒重来。“写出来后觉得不满意，拿我们作家的行话来讲，就是味道不够。我要求自己的写作一定是美文，一定要漂亮，必须有自己独特魅力的文字叙述，不然的话读者没看头。还有，就是有了很多新的想法，想重新再来。”王树增说，30万字虽然相当于一年的工作量，但现在看来是废对了。

　　以全新的角度叙事

　　展示惊心动魄细节

　　“22岁的前卫营营长周仁杰在把这个空旷的小镇探视了一遍之后，站在镇口下意识地朝通往县城方向的土路看了一眼——就在这一瞬间，他看见了从朦胧雨雾中突然闪现出的三个穿土黄色上衣和短裤的人，以及跟着三个人身后的那条同样是土黄色的狗。……那三个土黄色的身影和那条土黄色的狗的突然出现所导致的后果影响深远：它不仅使红军的一支部队在艰难跋涉数月之后面临着一场重创，而且对于整个中国工农红军来说它还是一个危险的预兆，预示着中国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军事转移即将发生……”

　　王树增这样拉开了全书的叙事。《长征》将宏大历史事件和生动的细节相结合。“惊心动魄的细节可以让我们洞悉历史人物的灵魂。”王树增在写作中力求避免教科书式的叙述方式，“那样写，我没有军科院专家教授们写得好。故事要落实到人上，所以我千方百计找人，这恐怕就是非虚构类文学作品和历史学术著作的区别，后者注重事实考据，而前者就要追寻关于人的细节，关于命运的变化。”

　　《长征》中充满了震撼人心的细节叙述。比如红军翻过雪山，上万人在一起咳嗽；女红军过完雪山，全部绝经……该书编辑脚印说，它们甚至会像圣经故事那样，不仅是革命的传奇，而且是人类精神探索的传奇。

　　在以往有关长征的著述中，重点着墨的是红军将领。但王树增写《长征》将每一个走在长征征途上的红军指战员都作为这部前所未有的英雄史诗的主人公。“对历史而言，没有领袖，也没有领导，你不能说这个人是这一段历史的领导，那个人是那一段历史的领袖，构成历史内容的只有一连串的历史事件和一个又一个的历史人物。我在《长征》一书中，舍弃了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著名将领的史料，但是用尽了我能找到的所有关于普通红军官兵的史料，即使是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小红军。”

　　《长征》写了这样一件事：第30军政委李先念在回甘孜的路上遇到了一位骑着黄马的藏民。李先念用两匹小母马换了藏民的那匹黄马，并将它给了军司号长，因为他发现这个18岁的小红军行军总是掉队。李先念原以为他不会骑马，谁知小红军着急地说：“我会骑！可我的马光走不跑！”

　　“在李先念长达52万字的回忆中，我只用了这一个细节，因为我认为它可以告诉今天的读者，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年轻的红军官兵是什么样的人。”

　　全书的结尾，没有对长征伟大意义的宣言式总结，而是写了一位普通的红军炊事员。“山城堡战斗结束后，红军炊事员朱家胜挑着担子跟着部队往陕北走，因为战友牺牲了，他一个人担着太多的东西渐渐落在了队伍的最后。夜色沉寂，雪落无声。朱家胜踩着战友们在雪地上留下的脚印一直向前。天边出现了一抹淡红色的光亮，朱家胜看见了向他跑来的红军。红军接过了他肩上的担子，扑打着他身上的雪花，往他手里塞了个热乎乎的洋芋。一位红军干部从背包里翻出一个蓝布小包，拿出里面的针线对他说：‘同志，到家了，补补吧。’红军干部一针一针地缝补朱家胜那件破得很难再补的衣服，那是他自1934年12月离开根据地就一直穿在身上的一件单衣。天边那片朦胧的亮色逐渐扩大，苍茫的河山骤然映入红军战士朱家胜流着泪的双眼：雪后初晴的黄土高原晨光满天，积雪覆盖下的万千沟壑从遥远的天边绵延起伏蜿蜒而来……”

　　这平静的叙述所带来的心灵震撼，留给了读者无穷的回味。

　　内容全面不猎奇

　　新作将是《解放战争》

　　王树增说，创作《长征》使自己经历了一次精神的洗礼。

　　尽管长征中不乏经典战例，但单纯从军事角度来看，这次大规模战略转移的军事价值并不足以使其备受推崇。那么是什么让“长征”能够冲破意识形态的分歧，获得世界上不同国家的人的认同？“有几个瑞典青年用一年时间重走长征路，他们是怀着朝圣般的心情来重走长征路，因为在他们看来，长征是人类不屈性格的象征。”王树增认为，我们有关长征的著作往往停留在对历史的解读，而没有挖掘其中的精神内涵，而这却恰恰是长征于今日最有价值之所在。

　　不少读者抱着猎奇的心态阅读纪实文学作品，王树增对此表示反感：“长征的基本史实是有定论的，《长征》没有哗众取宠的大揭秘或者什么鲜为人知的内幕。”王树增认为《长征》的独到之处在于通过全新的视角观照历史，引领读者走进长征，感受其中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

　　以前关于长征的记述，往往认为红一方面军到达了陕北吴起镇，长征就结束了，“实际上，红一方面军8000多人到达陕北的时候，还有5万多红军在路上呢。路上的红军经历更加曲折艰难。还有，很少有人写到红二十五军，他们先于中央红军到达了陕北。红二十五军非常英勇，所以我用相当多的篇幅写了这支红军。长征的结束是三支红军在甘肃会合，而不是陕北，回到陕北是后来的事情。”

　　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所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被奉为经典。王树增认为自己的《长征》与之相比各有千秋：“索氏通过外国人的视角看长征，作品无疑是成功的。他的《长征》是片断式、跳跃式的，近乎新闻采访，并且时代的局限不能为他提供更多的创作资料；而我的作品则要系统全面的多，史实资料的丰富性与权威性要强于他。”

　　王树增的“革命三部曲”目前已完成了两部，接下来他要着手创作《解放战争》。济南是全国首个解放的省会城市，王树增说：“济南战役具有超越军事价值的重要意义，将是书中重点反映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