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要声明：如果想挑战没有中国产品的生活，那简直是徒劳。众多的中国产品就像工薪族在日本一样，已经遍布到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
如果生活中彻底没有了中国产品，我将夜不能寝、无法工作，不用太长时间，只消一天，身心就会被打败。如果没有中国产品，我需要更换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品。而且我还要花高价去高档商场购买。即使是经济效益颇好的《北京青年报》，届时以我的消费水平计算，你们要支付的稿费和采访费恐怕是不可想象的。
听说最近中国加强了对新闻报道的真实性的检查，如果有一点虚假，就会给予严厉处罚。因此我要预先说明，以下赘述的并非是我挑战没有中国产品生活的真实经历，只算得上是模拟体验而已。
生活中如果没有了中国产品，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家的寝具差不多都是中国制造。由于小泉时期推行的经济自由化政策，以前社会平均度很高的日本已出现了不小的差距。以家具来说，有钱人光顾的高档店和普通人去的一般店相比，价格差别很大。一张床在高档店，价格会是普通家具店的四到五倍。当然，我所能选择的只能是后者了。
毫无疑问，在普通家具店里，不只是床，床垫、被子、就连床单也差不多都是中国制造。假如没有中国产品，我的寝具岂不都要重新购置。无奈之举，那每晚我只好在纸板上铺几张报纸将就着睡了。可如果报纸和纸板也使用的是中国纸浆，那连这种可能性也没有了。
生活中没有了中国产品，另一个让我为难的是，我的IBM电脑是在中国组装的。时下的报社，没有电脑恐怕一篇稿子也没法写的，这在中日两国都是如此。还不仅仅是写稿，信息检索以及邮件联络全都是有赖电脑完成。另外，除了电脑是在中国组装外，变压器、网卡、闪存等附属品中，大多也是中国生产的。
再来看看我一天中接触到的中国产品吧。
清早起床，我发现自己的内衣和衬衣全都是中国产。虽说也有几套西装是日本的。可在领带中，即便是外国牌子，也多数印着“Made in China”，就连我在海外购买的名牌皮包，也还是中国货。想想如果没有了中国产品，那我只能不穿内衣和衬衫，只套着西装，手提塑料袋上班了。那将是多尴尬啊。
日本的工薪族里，像我这样，在东京的郊区，甚至离地铁站较远的地方买房的人有不少。上班时，我通常是骑自行车去地铁站。可自己的自行车的英语标志上也赫然写着“中国制造”，如果没有了中国产品，我看来也只好步行了。难道日本自行车店里没有中国以外国家生产的自行车吗？店主的回答是：“全是中国的”。再想想，自己工作中必不可少的手机、电子词典、录音机等等物品，即使产地署名日本或欧美，其中也有很多零部件或者组装地是在中国。
午饭时我尝试想躲避一下中国货。可马上发现，即使是荞麦面、腌菜、裙带菜等和食，其食品原料大部分也是从中国进口的。在外边吃饭时使用的卫生筷就更不消说了。我们经常光顾的快餐店，也大量使用的是中国食品原料。假如要求这些场所完全拒绝中国原料，简直是妄想。如果有客人执意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一定会被撵走。
晚上，相约同事们去烤串店里喝杯啤酒，当然是我们这些清贫的打工族们的最爱。据店家说，现在，店里烤制的鸡肉串都是事先在中国串好，冷冻后运来的，店里专门往钎子上串鸡肉的小工早就不用了。另外，配啤酒吃的毛豆也大多来自中国。这样想来，那些面带微笑，把酒递到我们面前的居酒屋的店员中，很多也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吧。
晚上回到家里，留心观察一下房间，那些盛夏时必不可少的空调、风扇，以及由于我常耽误晚饭，不得不仰仗的微波炉，明明是日本品牌，可它们仍然是“Made in China”。
太太说：“如果生活中没有了中国产品，那饭就没法做了”。的确，晚饭时使用的洋葱、大葱、胡萝卜、竹笋等蔬菜，鳗鱼、蛤仔、扇贝等海鲜以及鸡肉、猪肉，甚至是酱油等调味料，也大多产自中国。另外，还不只是食品原料。厨房里的锅、杯子、盘子、叉子等厨具和餐具，到处都有中国产品。就连太太穿的T恤衫、围裙也都是中国货。也难怪，日本的进口服装中，中国是绝对的大户。
在日本，或许有一部分人可以不吝惜金钱，以买高级家具，穿品牌服装，食用高档料理为乐，过着没有中国产品的日子。可即使是这类人，也无法不在日常使用电器和外出吃饭时接触中国货。
随着全球化的逐渐推进，在经济相互依存日渐加强的东亚，如果没有了“中国制造”话已经无法想像。而像我们这样并不宽裕的中低收消费者，早已成为中国产品的忠实拥趸。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最近，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在日本一些超市的生鲜食品柜台，一贯占有绝对数量的中国蔬菜、海鲜、肉类制品日益减少。据店员讲，受到中国食品不安全的报道的影响，拒绝中国食品的顾客逐渐在增多。而据贸易数据统计，今年上半年（1-6月）从中国进口的生鲜蔬菜比前年同期减少了21%。其中胡萝卜减少了51%，香菇减少了31%，大葱也有29%，各类食品进口量都有所降低。
另外，受对中国产品评价降低的影响，中国商品的市场行情开始跌落。一些经营中国商品的企业开始持观望态度。在柜台上同时出售中日两国产的大蒜，即使中国产大蒜价格优惠到了日产大蒜的十分之一，可经营日产大蒜的商家依然获利颇丰。在我家附近的超市里，中国产的鳗鱼价格虽然只有日本产的一半，但还是有大量的鳗鱼卖不出去。
据厚生劳动省发布的《2006年进口食品违禁情况》统计，在进口食品的违禁案件中，中国涉案高达530件，其后则是美国239件，越南147件，泰国120件。可是，在对商品的违禁率的统计显示，中国商品仅有0.09%,低于美国的0.12%，更不在加纳的8.79%，巴拉圭的3.98%，厄瓜多尔的3.91%，委内瑞拉的1.05%，越南的0.35%，印度的0.29%等十个最差国家之列。可是即使这样，中国产品的违禁问题却总遭非议，而且“中国产品不安全”的意识正在日本消费者中蔓延。这完全是因为我们对中国产品的过于依赖造成的。
一些海外媒体在中国产品安全问题上故意夸张的报道，严重损害了中国产品乃至中国国家形象，中国政府官员对此近乎愤怒。我也能理解他们的心情。事实上，如果没有了中国产品，美国或者日本的中低收入者们将无法生活下去。可是，他们也不能无动于衷，而对产品的安全检查不负责任和不认真接受消费者的批评。商品的生产者们要认识到，正因为他们拥有着引以为豪的市场占有率，而让消费者不得不依赖自己，他们也肩负着更大的责任。
当前，中国产品已经不只停留在安全与否的层面了，这已成为世界要求中国要担负责任的一个证据。今后，中国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必须要采取更加严格的态度。否则的话，消费者们即使忍受一时的经济压力和不方便，也会去选择购买他国的商品。超市里大量滞销的中国产鳗鱼就是一个例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并被冠以“世界工厂”的称号。在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各国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形下，包括我在内的世界上的中低收入阶层都在“仰仗”着中国生活。因此，我也要祈求中国商品能够让我们放心的购买，食品也能安心的食用。
与我们的期待相对应的是，某些对产品抱有不负责任态度的生产者还确实存在。然而以中国所肩负的重要责任而言，一些不安全事件的发生，确实对中国产品乃至中国整体形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过去，日本的产品在欧美也一度是“便宜和质量差”的代名词。1美元兑360日元的稳定汇率造成的低劳动成本，是我们在出口上的巨大优势。在经历过无数次的贸易摩擦后，我们也从未间断过对产品品质的不懈努力，正因如此，当汇率升高到1美元兑120日元左右时，我们却依然保持住了强大的出口竞争力。对于中国产品或者食品来说，现在正是这个漫长和艰难过程的开始，我相信凭借着中国人的智慧，一定能跨越这个阶段。
如果生活中彻底没有了中国产品，我将夜不能寝、无法工作，不用太长时间，只消一天，身心就会被打败。如果没有中国产品，我需要更换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品。而且我还要花高价去高档商场购买。即使是经济效益颇好的《北京青年报》，届时以我的消费水平计算，你们要支付的稿费和采访费恐怕是不可想象的。
听说最近中国加强了对新闻报道的真实性的检查，如果有一点虚假，就会给予严厉处罚。因此我要预先说明，以下赘述的并非是我挑战没有中国产品生活的真实经历，只算得上是模拟体验而已。
生活中如果没有了中国产品，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家的寝具差不多都是中国制造。由于小泉时期推行的经济自由化政策，以前社会平均度很高的日本已出现了不小的差距。以家具来说，有钱人光顾的高档店和普通人去的一般店相比，价格差别很大。一张床在高档店，价格会是普通家具店的四到五倍。当然，我所能选择的只能是后者了。
毫无疑问，在普通家具店里，不只是床，床垫、被子、就连床单也差不多都是中国制造。假如没有中国产品，我的寝具岂不都要重新购置。无奈之举，那每晚我只好在纸板上铺几张报纸将就着睡了。可如果报纸和纸板也使用的是中国纸浆，那连这种可能性也没有了。
生活中没有了中国产品，另一个让我为难的是，我的IBM电脑是在中国组装的。时下的报社，没有电脑恐怕一篇稿子也没法写的，这在中日两国都是如此。还不仅仅是写稿，信息检索以及邮件联络全都是有赖电脑完成。另外，除了电脑是在中国组装外，变压器、网卡、闪存等附属品中，大多也是中国生产的。
再来看看我一天中接触到的中国产品吧。
清早起床，我发现自己的内衣和衬衣全都是中国产。虽说也有几套西装是日本的。可在领带中，即便是外国牌子，也多数印着“Made in China”，就连我在海外购买的名牌皮包，也还是中国货。想想如果没有了中国产品，那我只能不穿内衣和衬衫，只套着西装，手提塑料袋上班了。那将是多尴尬啊。
日本的工薪族里，像我这样，在东京的郊区，甚至离地铁站较远的地方买房的人有不少。上班时，我通常是骑自行车去地铁站。可自己的自行车的英语标志上也赫然写着“中国制造”，如果没有了中国产品，我看来也只好步行了。难道日本自行车店里没有中国以外国家生产的自行车吗？店主的回答是：“全是中国的”。再想想，自己工作中必不可少的手机、电子词典、录音机等等物品，即使产地署名日本或欧美，其中也有很多零部件或者组装地是在中国。
午饭时我尝试想躲避一下中国货。可马上发现，即使是荞麦面、腌菜、裙带菜等和食，其食品原料大部分也是从中国进口的。在外边吃饭时使用的卫生筷就更不消说了。我们经常光顾的快餐店，也大量使用的是中国食品原料。假如要求这些场所完全拒绝中国原料，简直是妄想。如果有客人执意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一定会被撵走。
晚上，相约同事们去烤串店里喝杯啤酒，当然是我们这些清贫的打工族们的最爱。据店家说，现在，店里烤制的鸡肉串都是事先在中国串好，冷冻后运来的，店里专门往钎子上串鸡肉的小工早就不用了。另外，配啤酒吃的毛豆也大多来自中国。这样想来，那些面带微笑，把酒递到我们面前的居酒屋的店员中，很多也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吧。
晚上回到家里，留心观察一下房间，那些盛夏时必不可少的空调、风扇，以及由于我常耽误晚饭，不得不仰仗的微波炉，明明是日本品牌，可它们仍然是“Made in China”。
太太说：“如果生活中没有了中国产品，那饭就没法做了”。的确，晚饭时使用的洋葱、大葱、胡萝卜、竹笋等蔬菜，鳗鱼、蛤仔、扇贝等海鲜以及鸡肉、猪肉，甚至是酱油等调味料，也大多产自中国。另外，还不只是食品原料。厨房里的锅、杯子、盘子、叉子等厨具和餐具，到处都有中国产品。就连太太穿的T恤衫、围裙也都是中国货。也难怪，日本的进口服装中，中国是绝对的大户。
在日本，或许有一部分人可以不吝惜金钱，以买高级家具，穿品牌服装，食用高档料理为乐，过着没有中国产品的日子。可即使是这类人，也无法不在日常使用电器和外出吃饭时接触中国货。
随着全球化的逐渐推进，在经济相互依存日渐加强的东亚，如果没有了“中国制造”话已经无法想像。而像我们这样并不宽裕的中低收消费者，早已成为中国产品的忠实拥趸。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最近，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在日本一些超市的生鲜食品柜台，一贯占有绝对数量的中国蔬菜、海鲜、肉类制品日益减少。据店员讲，受到中国食品不安全的报道的影响，拒绝中国食品的顾客逐渐在增多。而据贸易数据统计，今年上半年（1-6月）从中国进口的生鲜蔬菜比前年同期减少了21%。其中胡萝卜减少了51%，香菇减少了31%，大葱也有29%，各类食品进口量都有所降低。
另外，受对中国产品评价降低的影响，中国商品的市场行情开始跌落。一些经营中国商品的企业开始持观望态度。在柜台上同时出售中日两国产的大蒜，即使中国产大蒜价格优惠到了日产大蒜的十分之一，可经营日产大蒜的商家依然获利颇丰。在我家附近的超市里，中国产的鳗鱼价格虽然只有日本产的一半，但还是有大量的鳗鱼卖不出去。
据厚生劳动省发布的《2006年进口食品违禁情况》统计，在进口食品的违禁案件中，中国涉案高达530件，其后则是美国239件，越南147件，泰国120件。可是，在对商品的违禁率的统计显示，中国商品仅有0.09%,低于美国的0.12%，更不在加纳的8.79%，巴拉圭的3.98%，厄瓜多尔的3.91%，委内瑞拉的1.05%，越南的0.35%，印度的0.29%等十个最差国家之列。可是即使这样，中国产品的违禁问题却总遭非议，而且“中国产品不安全”的意识正在日本消费者中蔓延。这完全是因为我们对中国产品的过于依赖造成的。
一些海外媒体在中国产品安全问题上故意夸张的报道，严重损害了中国产品乃至中国国家形象，中国政府官员对此近乎愤怒。我也能理解他们的心情。事实上，如果没有了中国产品，美国或者日本的中低收入者们将无法生活下去。可是，他们也不能无动于衷，而对产品的安全检查不负责任和不认真接受消费者的批评。商品的生产者们要认识到，正因为他们拥有着引以为豪的市场占有率，而让消费者不得不依赖自己，他们也肩负着更大的责任。
当前，中国产品已经不只停留在安全与否的层面了，这已成为世界要求中国要担负责任的一个证据。今后，中国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必须要采取更加严格的态度。否则的话，消费者们即使忍受一时的经济压力和不方便，也会去选择购买他国的商品。超市里大量滞销的中国产鳗鱼就是一个例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并被冠以“世界工厂”的称号。在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各国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形下，包括我在内的世界上的中低收入阶层都在“仰仗”着中国生活。因此，我也要祈求中国商品能够让我们放心的购买，食品也能安心的食用。
与我们的期待相对应的是，某些对产品抱有不负责任态度的生产者还确实存在。然而以中国所肩负的重要责任而言，一些不安全事件的发生，确实对中国产品乃至中国整体形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过去，日本的产品在欧美也一度是“便宜和质量差”的代名词。1美元兑360日元的稳定汇率造成的低劳动成本，是我们在出口上的巨大优势。在经历过无数次的贸易摩擦后，我们也从未间断过对产品品质的不懈努力，正因如此，当汇率升高到1美元兑120日元左右时，我们却依然保持住了强大的出口竞争力。对于中国产品或者食品来说，现在正是这个漫长和艰难过程的开始，我相信凭借着中国人的智慧，一定能跨越这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