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广州、大连等九大城市成功地安装使用磁卡公用电话机，发行电话磁卡之后。极大地激发了国内众多城市发展磁卡公用电话的兴趣。

有人说“改革开放带来的最大收益之一，就是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与其花钱去买别人现成的东西用，不如咱们自己来生产，至于技术设备嘛！那好办，引进来不就行了么。

90年代初，受国内磁卡电话机引进风的影响。很多城市都跃跃欲试。邮电部天津电话设备厂瞅准了国内市场，与日本田村电机制作所携手合作，共同开发，并成为邮电部唯一指定的磁卡公用电话设备配套生产厂家。开发生产出新一代田村式DC-3CN型磁卡公用话机及配套使用的储值话卡。

“你还到日本去买磁卡机，订制电话磁卡吗？”“问这话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只是想告诉你一个不用出国，就能买到卡机，订制磁卡的好消息！”“噢，有这么好的事么？”“有！请看，这是天津产的磁卡机，这是话卡，与日本生产的没有区别，国产货，有问题好修理！”“哦，可以考虑。”很快，天津电话设备厂磁卡生产的DC-3CN型磁卡公用话机便打开了国内公用电话市场的销路。

精明的商人，为了生意作得更好，会用各种办法去招徕“回头客”。日本的田村株式会社在抢占中国市场之初，为了赶走竞争对手，取悦客户，手很散，很大方。早期开通磁卡电话的城市，绝大多数的开通卡都是赠送的。天津电话设备厂在引进日本技术的同时，也学会了日本人经商的这一招。只要愿意购机订卡，先给点好处。“嘿，武汉，送一枚开通恭贺卡给你，怎么样？！不错吧！”

1991年12月1日，武汉市电信局从天津电话设备厂磁卡分厂购机安装，开通磁卡公用电话，天津电话设备厂专门印制了一枚10元面值卡，话卡为黄底色，话机图，上书“邮电部天津电话设备厂恭贺”字样，作为礼品赠送给武汉市电信局，当时一共有2000枚，至于后来的一些特殊原因，该卡的一部分被退还给厂家，那就另当别论了。总之，厂家是绝对不小气，够意思。

用天津产的国货，省去了出国采购，兑汇，报关等很多繁琐的手续，谁想用，只管来订购，至于话卡嘛！只要是内容健康的，随心所欲地去设计好了，马上就可以给你印，要多少印多少。这些优惠条件，极大地鼓励了国内一些城市开发使用磁卡公用电话的积极性。

但这其中存在的一个最大弊端，就是各地发行使用的磁卡被特定的密码所限制，不能在异地使用。因此，在使用上，给出差和旅游者的公话消费带来了诸多的不便，使用不完的余额，在卡上也就浪费掉了。

可是不管怎么说，磁卡电话的优点是人所共识的。所以使用者会越来越多。各地的邮电，电信部门也纷纷看好磁卡公用电话的超前消费形式。因为每张卡都是有面值的，消费者买去了，不管打不打电话，这话费反正是先收了。随着集卡活动的开展，一些集卡者把卡成套成套的买走，就沉淀了大量的话费。鉴于这种优点，一些安装了磁卡电话的城市，不免有一些有滥发电话卡之嫌，而导致了消费的畸形发展。

更有甚者，某些省份在发行使用电话磁卡过程中，为了鼓励一些地市普及磁卡电话，以成本价6元一枚发卡给下辖地市、县邮局，而一些邮局则采取高折扣发卡的方式，向邻近的市县倾销，给邻近县、市的电信业务造成话费的巨额损失。因而造成竞争过程中的一些矛盾和纠纷。趁此电信市场中电话磁卡的“乱”，一些投机者同省异地倒卖电话卡给一些电话亭的经营者，大家“获利”，皆大欢喜，苦了国家电信部门及地方邮电机构。这种现象，在全国的几个省都曾发生过电话费的大量流失现象。

截止到1992年底，不包括80年代的九大城市，全国范围内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又有32个城市及省、市、自治区开通安装了卡式公用电话。其中发行电话磁卡最多的几个省份，分别为湖北、湖南、福建、甘肃等，他们成为天津电话设备厂磁卡电话分厂DC-3CN型话机最大的用户。海南、拉萨、乌鲁木齐、武汉的一部分由天津电话设备厂磁卡分厂生产印制的电话磁卡，已成为了当今中国卡坛的珍品。

如果说二十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的初期，中国电话卡的九大家族是中国电话卡大事发展的“春秋时期”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以后的几十家电话卡家族的新贵们，应算是中国电话卡市场发展的“战国年代”。这个时候，随发行磁卡城市的增多，一些省级邮政，电信部门，为了自身市场的发展，会对自己所辖范围内的一些城市发行电话磁卡进行限制。一些城市为了保证自身利益不受大气候的影响。抵制全省通用卡在各自城市内的使用和发行，并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久而久之就导致了一场“灭顶之灾”的出现。中国电信市场，磁卡公用电话发展史上早期的吞并攻伐现象，逐渐形成。

省一级的邮电管理局向地方邮政电信部门发出“最后通牒”，限期停发地方卡，“缴械投降”接受统一收编。对于不服从者，将予以强行“剿灭”，欲知后事如何，悉听下回分解。（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