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币的鉴定与辨伪 - 大规格金银币 - 北京金币

纸币的鉴定与辨伪

（一）中国纸币发展简况

纸币称得上现代金融业的血液，是当今世界上必不可缺的东西，它起源于古老的中国。钱币界有人认为唐代的“飞钱”是纸币的滥觞，但这种观点还值得商榷。“飞钱”起始于中唐时代，当时实行两税法，以征收铜钱来代替实物赋税，但大量的铜钱由地方运至京城费用甚大，而京城巨贾外出经商带上大量铜钱又有诸多不便，于是出现了“飞钱”，即商人先将铜钱交纳给政府有关部门，相当于现在的某省驻京办事处，拿到凭证后轻装去该地提款购货，这样双方都可以省却一笔可观的运费。所以“飞钱”实质上只是一种汇兑业务，它本身不介入流通，不行使货币的职能。我们认为直至五代时期才出现了纸币的雏型——契券。当时中原战火不绝，割据湖南地区的马殷政权缺乏铜源，于是铸大铁线流通，但铁线量大值小，携带不便，民间贸易改用一纸契券来代替铁钱。“契券’即存放铁钱的凭证，它具有支付能力及流通手段等货币职能，其价值则视铁钱的多寡而定，因此说奖券已是一种原始的纸币了。

北宋初年，王全斌等率军平蜀后将所有铜钱搜括殆尽，带回汴京上贡，当地只得改行铁线，所以四川在两宋时期一直流通铁钱。民间由16家富户自发组成集团，发行“交子”代替铁钱，交子的性质和五代的契券相似，宋仁宗时因经营不善而改由官方发行，这种官营的交子也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正式纸币。当时规定每交面值一贯，隔三年换一次，称为一界，每界发行125万余贯。按理讲这种交子可以兑换现钱，但官方储钱不足，导致文子贬值。北宋后期，交子改名为钱引，同时还兼用盐钞及茶引等。盐钞、茶引即取盐茶的凭证，也可代替纸币流通。

南宋时国力衰弱，各地都流通纸币，其名称有交子、川引、公据、关子、会子等多种，“会子”是南宋时期最主要的一种纸币，面值除一贯外，更增加了五百文、三百文及二百文等，印数也远远超过了北宋。乾道四年（1168年）达到一千万贯，庆元元年（1195年）更增至三千万贯。与北宋同样的原因，南宋纸币仍是不断贬值，每至换界时，旧钞只值新钞的一半不到，如嘉熙四年（1240年）新发十八界会子时，与十七界会子的兑率是1：5。然而和金代相比，宋代纸币的贬值只是小巫见大巫了。金代通行的“交钞”，至贞佑二年（1214年）时每贯仅值一钱，还不及本身的纸墨工费。贞佑三年金人改“交钞”为“贞佑宝券”，但二年后，每贯宝券只值几枚小钱，于是在兴定元年（1217年）再行贞佑通宝纸币，每页抵“贞佑宝券”一千贯。元光元年（1222年）又改行“兴定宝泉”，每贯当贞枯通宝四百贯。其后又造“无光珍货”、“天兴定会”等纸币，连续贬值之巨为历朝所罕见。

元代纸币的发行可以上溯到成吉思汗末年的蒙古汗国。史载1227年何实在博州地区印置“会子”，流通于一方。窝阔台八年（1236年）正月，下令印造“交钞”。忽必烈在1260年造“中统元宝交钞”，有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一贯、二贯共10等。1982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东郊白塔积土中发现的壹拾文“中统元宝文钞”及1986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拜寺口双塔中发现的伍佰文和三百文“中统元宝交钞”都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纸币实物，它们的时代下限不晚于1287年。

忽必烈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改造“至元通行宝钞”，自五文至二贯共11等，也有实物存世。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时改造“至大银钞”，自二厘至二两共13等。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年）时因财政状况恶化，旧钞贬值，遂在原来的“中统元宝交钞”背上加盖“至正印造元宝交钞”八字印文，称为“至正新钞”，每贯当至元钞二贯，但随即贬值，几同废纸。

明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令中书省印造“大明通行宝钞”，面值有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至洪武十三年，中书省废，造钞改属户部，所以由中书省签署的“大明通行宝钞”存世极为少见。洪武二十二年更造十文至五十文的小钞。永乐以后因纸币贬值，小钞基本失去作用，仅印造一贯的大钞，并继续沿用洪武年号，这件宝钞长33厘米、宽22厘米，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纸币。明代的纸币政策更劣于元代，不仅滥印滥发，而巨人为堵塞回笼渠道，导致纸币的严重贬值，明中期后，纸币已丧失信用而退出流通领域。

清顺治八年（1651年）因军费不足，发行过顺治钞贯”，10年后停废，今无实物留存。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已占领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滇铜返京受阻，宝泉、宝源局铸钱发生困难，面对庞大的军费河工支出，清廷只得发行“户部官票”及“大清宝钞”二种纸币以渡过危机。官票以银两为单位，有一两、三两、五两、十两、五十两5种；宝钞以铜钱为单位，有五百文、一千文、一千五百文、二千文、五平文、拾平文、五十于文及百千文共8种。这些纸币不能兑现，又无法偿还支付保证，所以在同治初年即以贬值告终。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设立“大清户部银行”，三十四年改名为“大清银行”，发行了面额为一元、五元、十元的兑换券，其上加盖流通区域地名。宣统时为统一币制，拟发行有飞龙图案及载沣像的“大清银行兑换券”，面值更增百元一种，此币由美国海趣技师雕板，图像精致生动，堪称杰作，然未及发行，清朝已亡。

晚清时各省大多设立官银钱局并发行纸币，而官商合办及私营的银行、钱庄、票号发行的钞票更是多得不可胜计，这类钞票在名义上都可以兑换银洋和铜钱。早期票多直式书写，并留有存根，钞票及存根上的编号数值系临时用毛笔填写，在骑缝上盖章及签押，以杜绝伪造，称之为“书章式银钱票”。光绪以后横式票开始出现，印刷技术也有了明显提高，有些钞票还请国外代印，民间伪造不易，留存根验证的方法被逐渐淘汰。

清末民初是中国纸币史上最为复杂的一页，当时发行纸币的银行大致上可以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国家银行，如清末的大清银行在民国时改组成中国银行；成立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交通银行在民国五年时也被确定为国家银行，1935年实行法币政策，银元退出流通，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定货币，具有无限支付能力。这四大国家银行简称为“中、中、交、农”，发行纸币数量极大。

第二类是各省地方银行，如东三省官银号，吉林永衡官银号、奉天兴业银行、山西省银行、山东省银行、河北省银行、河南省银行、湖北省银行、江西裕民银行、云南富滇银行、陕西富泰银行、热河兴业银行、西北银行、殖边银行、边业银行、劝业银行、中国丝茶银行等等。

第三类是商业银行，最早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创办的中国通商银行，加上其后相继成立的七家大商业银行，称为：八行商业银行”。这其余七家是浙江兴业银行、四明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农商银行、中南银行、中国农工银行、中国垦业银行。此外还有不少小型的商业银行。

第四类是外商在华银行，如英商的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有利银行，美商的花旗银行、福建美丰银行，德商的德华银行，比利时的华比银行，荷商的荷兰银行，日商的横滨正金银行。还有中法合办的中法实业银行、中法振业银行，中美合办的中华樊业银行，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中意合办的震义银行，中挪合办的华威银行等。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也发行过多种纸币，如浏东平民银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湘鄂赣省工农银行、鄂东南工农兵银行、陕甘宁边区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盐阜银行、江淮银行、大江银行、北海银行、华中银行、长城银行等都发行了数量可观的纸币。

研究纸币除了了解它们的时代背景、沿革过程外，还必须知道它们的多寡及在历史上的地位，以有利于将最珍罕的纸币妥善保存起来。凡珍品纸币一定稀少，但稀少的纸币不一定是珍品，如一些地方性私家发行的代价票券，尽管存世只有一、二件，但它们在货币史、经济史上的地位很低，所以不能称为珍品。而一些国家发行又具有历史意义的纸币，只是因为某些原因，或是距今年代久远、或是流通时期极短、或是尚未正式发行，所以存世极罕，这样的纸币才可称得上珍品。以辛亥革命时期的纸币为例；民国元年时南京中国银行发行的一元、五元纸币，至今仅在第二历史档案馆发现了几张，他处均无收藏。北京发行的中华民国度支部兑换券仍沿用宣统大清银行兑换券票版，只是将载沣头像改为数行文字：“此票在度支部委权之银行银号支取现银准完纳丁漕厘税一切官款”。这种兑换券的存在说明民国财政部的前身也一度沿用清代度支部旧称，因为时极短，所以民国史料中往往不载。这些纸币都是极为稀罕的辛亥革命文物，是当时的历史见证，所以弥足珍贵。

由于珍罕纸币具有相当高的价值，所以就出现了伪造及伴随而来的鉴定工作。鉴定纸币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综合多方面的知识及长期积累的经验，才能真正洞悉毫厘、去伪存真。

来源:中国纸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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