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面对出版体制改革我们准备好了吗

　　出书难，出集邮书更难。这句话准确地反映了当今集邮图书出版的真实情况。2006年《集邮博览》第2期文献集邮栏目刊登了著名集邮家郭润康的一篇文章《浅说自费出版集邮图书》，表达了老集邮家对当今集邮图书出版难的无奈；特别是出版社“赚作者的钱”更加让集邮者痛心疾首。

　　集邮图书出版从兴旺走向萧条的原因我想读者都很清楚，那就是市场变化的结果。因为图书市场对集邮图书的需求在萎缩，使集邮图书不能为出版社带来稳定的经济效益，加大了出版社出版集邮图书的风险，因此一般出版社都很少计划集邮选题的图书。最近一些媒体公布了一组统计数字：中国现有出版社573家，一年出版图书的种类达22万种，总销售额（2004年）60亿美元。对比这一组数据，现在有几家出版社可以有计划地出版集邮图书，每年集邮图书能出几种，集邮图书又能卖出多少钱。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集邮图书能为出版业带来的经济效益微乎其微，所以不得已而为之，自费出版集邮图书才开始盛行于集邮界。正像郭老指出的那样：“名义上是出版社的出版物……其实质属于自费出版。”如何解决这个困扰集邮界的问题成为集邮者关注的焦点。

　　2005年5月15日，中央电视台邀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做客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就出版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专访——《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谈出版体制改革》。节目于5月19日播出，反响强烈。从柳斌杰副署长的谈话中，笔者以为透露出这样几个信息，可概括为六个字：全面、彻底、提速。全面是指除了个别社会公益性较强的出版社外，“其他原则上一律转企改制”；彻底就是要“落实新的法人治理结构”，改变“过去那种无人负责的状况”；根据WTO的协议，到年底过渡期就将结束，所以出版体制的全面改制迫在眉睫。

　　然而，集邮图书出版的滞后远比我们认为的严重得多。早在2004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国际出版论坛上，柳斌杰副署长就曾掷地有声地说，我们要“打造中国的‘贝塔斯曼’！”（贝塔斯曼是国际上著名的出版集团，实力雄厚，并且已经登陆中国。）我们也要打造“贝塔斯曼”，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在出版业引入市场机制。这就是说，图书发行体制的改革将使市场的主导作用更加明显。非常让人担忧，在现行体制下集邮图书的出版已经困难重重，如果今后图书出版全面市场化了，集邮图书当何去何从。面对出版体制改革，集邮，你准备好了吗。

　　对于集邮图书出版这个问题集邮者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在思考，也有不少好的建议。如郭老就曾对集邮图书出版的运作方式做了总结：“一种是由出版社向撰稿人特约稿件；另一种是作者主动将书稿寄到出版社。”正是这种“单纯的”运作方式，成为集邮图书出版的症结：有些约稿不一定有市场，而主动寄到出版社的稿件如碰不到“伯乐”，也会石沉大海。其实，图书的出版涉及四个主体，即写书人、作者、出书人、读书人。柳署长在谈话中对这四个主体有精辟的论述，并指出其中最关键的是出书人。出书人就是出版单位和发行单位，出书人是写书人、作者与读书人联结的纽带，如果纽带出了问题，写书人就与读书人无缘了，书也就卖不出去了。因此许多解决图书出版问题的办法都是围绕着这一环节进行的。例如集邮界就曾有人建议搞出版基金，以解决出书的资金问题，这实际上还是要解决出书人的问题，是帮出书人承担风险；说白了还是属于“自费”出书。不管怎么说解决出书人问题的思路是正确，柳署长在谈话中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对于“能够按国家法规办事的人，我们给他开辟与出版社合作出版的渠道”。这传达了一个信号，民营机构今后也可以从事图书出版业。现在集邮圈里出现的一些文化工作室，就带有这种性质。

　　解决出书难的问题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有了资金也不一定能出来畅销书。解决出书难的问题重要的是要帮助出书人解决写书人与读书人联系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一方面要帮助有创作冲动的集邮者提高作品质量，帮助他们确立符合市场需求的选题；另一方面是向出版单位推荐有市场需求的、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的书稿：这就是合作出版的思路。而这一职能的承担者就应当是一些带有民营性质的机构，如各种集邮文化工作室。这些工作室一方面搞集邮图书资料的整理，一方面又面向广大邮人，了解他们的需求；如果再有一定的资金（出版基金）支持，相信集邮图书出版难的局面会有所缓解。同时，这一方式也可为这些工作室扩大生存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