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木版年画源远流长,应当从木版画说起。在木版印刷术发明之前,所有关于民俗画的文字记载都是“画”,而不是“版画”;早在公元6世纪,南北朝时梁朝宗懔《荆楚岁时记》中,就记载了“画鸡”求吉的年俗。到了唐代,每年岁末“画钟馗”驱鬼的民俗盛行。都证明那时只是用笔墨手绘,还不曾出现木版印画。
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的最早木版印画有两件:一件是收藏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唐代木版刻墨线约9厘米的三世佛像;另一件是上个世纪50年代,四川成都东门外望江楼附近唐墓出土的佛教《陀罗陀咒本》中的一幅木刻莲花座佛像与诸菩萨和法器的组图,佛像右上角还刻着“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等字样,足以证明是唐代木刻画像无疑。但是,至今还没有发现最早的贴在门板上和室内墙上的木版画实物,只在北南两宋的文献笔记中多有关于肆市年节中木版纸马、印施佛像、大小门神、纸画儿之类的记载。
如果从10世纪的宋代开始算作木版年画的开端的话,到21世纪新时代的今天,木版年画及其后代的石印和胶印年画最终从民间的墙上走下来为止,应当说它已经走过了千年的发展历史了。这一千年,它伴随着日日月月、年年岁岁,色彩缤纷、形象生动地养育了百代成长的亿万民众,并成为中国民众人生仪礼和岁时节日最为广生态的民俗文化观赏佳品和吉祥挂图。可以自豪地说:这一千年是中国民间木版年画最红火的一千年,这一千年中国民间生活和民俗百态几乎都反映在年画上,是很值得现代人认真研究的木版年画的千年辉煌史。
忆往昔,中国木版年画的诞生是历史的产物,是唐宋经济发展与市井民俗艺术繁荣创新,以及民众适应当时艺术新潮的结果;看今朝,木版年画从现代民俗生活中隐退淡出,也是现代经济全球化发展与现代文化艺术繁荣创新、以及民众广泛适应现代艺术新潮的结果,也应当被看做是历史的必然。因此,中国木版年画的千年辉煌史,已经完美地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它已经成为一宗名副其实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遗产了。
一般地说来,所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遗产,是指那些只保持其文化史时限上特定价值的物质的或非物质的文化遗留物;他不再在未来的民俗生活实践中发挥它直接使用的或实用的功能,也不再在现代的精神生活中配合并满足大多数群体的审美需求。木版年画在当代中国,正是这种文化史上有重大价值的有丰富精神文化内涵的有形文化实体,是一宗最宝贵的民俗艺术重大遗产。这将是中国民间木版年画在新世纪经济文化转型时期重新定位、定性和定向的基本依据。
在众多的古老民俗文化遗产中,那些属于日常生活的衣、食、住等必需品还可以继承传统或推陈出新,并为现实生活所用,如传统的民间风味小吃,越是古老的配方配料,越是原汁原味,就越是为现代生活所必需的餐饮文化财富。又如传统的民族民间服饰,有的可以原样不变地继续穿戴,有的经过改良改造更可以适应时尚和新潮,成为新服饰样式的创造,继续发挥其服饰的功能。木版年画作为传统民间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必不可少的民俗艺术品,尽管在一千年民俗史当中从内容到形式一直不断地继承传统、推陈出新,代代传承,经久不衰;但是,在现代化生活方式猛烈冲击传统民俗生活时,木版年画在门、墙上张贴的最普遍、最通俗的功能手段却不再适应现代化的需求了。这是木版年画自身固有的民俗文化性质所决定的。木版年画一旦失去了或改变了它的传统功能,它的性质和它原有的位置也就必然地失去了或改变了。在近20年中,年画、特别是木版年画的市场需求调查表明,年画从城市近郊农户消失,迅速向偏远农村扩展延伸,直到年货市场上再也看不到年画为止。古老的木版年画站在新世纪的大门口,何去何从,要得出答案,就必须给予尽可能科学的定向,以便确定恰当处理中国木版年画遗产的文化策略。
中国木版年画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民间版画艺术的古老品种,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被西方国家所关注,并作了积极的搜集和收藏。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多年来频繁地举办他们的馆藏中国木版年画展览,出版介绍性的图册和研究性的专书,为中国木版年画在国际环境中的认同和备受青睐,奠定了扎实的审美基础。当我们今天如此认真地研讨我们自己的土特产艺术门类时,切不可忽视它早已经拥有国际鉴赏对象的属性了。
1989年在德国首都柏林国立民俗博物馆举行的馆藏中国木版年画大展,十分隆重,同时出版了文图并茂的大型研究性资料图册。几百件展品中不乏清代咸丰、同治年间的精品国宝之作,引起了中欧、北欧多国观赏者的极大兴趣。英国大英博物馆展出的年画精品也早已为西方人所熟悉。因此,我国很有必要在国内外精心举办几次大型木版年画展览,或与西方国家举办联展,使中国木版年画逐渐成为“地球人”共享的人类文化财富。经过我们的艰苦努力,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木版年画一定会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当之无愧地戴上全人类民俗文化艺术瑰宝的桂冠.
为向全社会推介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从2003年起,国家邮政先后发行了杨柳青,桃花钨,杨家埠,武强4套年画系列邮票,尤其,后3套同时发行了小全张.发行量分别为1050万,950万,未知.发行初期,因邮市低迷,都做为打折票在市场上流通,并且当做发信票大批使用.据不完全统计,有的品种销耗量达1-2百万枚.
作为一个反映中华文化精髓的系列邮票,他的文化意义与投资价值绝不会低于梅兰芳邮票.称其为编年型张中的经典绝不过分,在未来的年代里,他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邮人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