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毛泽东――反腐败的伟大斗士!

历史有一个怪圈：国家兴旺，朝代更迭，常常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改变统治层，某一领袖人物起来领导主导阶级，轰轰烈烈推翻原来的统治，建立新的统治，兴旺一阵，逐渐腐败，最后也被推翻，更换新的统治，周而复始，循环不断。这种现象，黄炎培先生名之为“周期率”。翻开中国历史，历朝历代都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

毛泽东熟读史书，历尽沧桑，深知历史上所以跳不出这个“周期率”，根源就在腐败。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国家，只要腐败，必定垮台。所以，毛泽东在从事革命那天起，就非常重视反对腐败，防止革命队伍腐败。红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所以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到胜利，就是因为毛泽东改造了主要是由旧军队组成的红军尚存的腐败习气，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不准打骂士兵，发扬政治’军事民主，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官兵不发薪饷，只发伙食费和少量津贴，并在思想建设上，反对单纯军事观点，个人主义和享乐思想，等等。由于毛泽东的倡导，在中国大地上，破天荒第一次，出现了一支纪律严明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军队，为社会树立了榜样，为革命的发展和胜利奠定了基础。在延安时期，在敌人重重包围的情况下，毛泽东又倡导“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仅克服了困难，壮大了自己，还树立了良好的风气，政治清明，军民团结，干部廉洁，使来访的国统区人士和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的友人都深受感动，认为看到了希望。

建国前后，毛泽东在防止和反对腐败方面抓得更紧。胜利前夕，在延安他就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文件，文艺部门排演了《闯王进京》，提醒人们不要做李白成’刘忠敏’牛金星。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对入城后的工作作了深刻的分析，提出了促进革命胜利的各项方针，深谋远虑地分析了革命胜利以后的阶级斗争形势，及时地警告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防止因为胜利而产生的骄傲自满情绪，功臣自居的情绪，不求进步的情绪，和贪图享乐不愿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的教导，使全党全军入缄以后，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在很长时间保持了良好的作风。

毛泽东知道，防腐反腐关键在领导。入城以后，他严格要求自己和亲属。他是六亿人口大国的领袖，功勋卓著，完全有资格生活得好一些。但是，他仍然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以吃一碗红烧肉为很高的享受。他的衣物也很普通，甚至与他的领袖地位很不相称，袜子破了不舍得换，以至于在接见外宾的时候，卫士长李银桥不得不提醒他脚不要伸出来。他去世以后，工作人员清理他的遗物，除了大量的书籍以外，他自己的衣物，仅有几件旧衣服和几团乱毛线。

他对亲属要求也很严。他进了北京，当了国家领导人，他家乡的亲戚不少人认为“天下该姓毛了”，想弄个官儿做做，要求他安排工作的不少，毛泽东都一一拒绝。最突出的例子是他的爱妻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要求给他在北京安排工作，毛泽东回信说；“希望你在湘听候湖南省委分配你合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听说他外婆家在当地有骄傲情绪，“不大服政府管”，他专门给外婆家所在地(唐家坨)石城乡党支部写了一封信，要求“帮助他们改正缺点错误”，并说“文家任何人，都要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九大的时候，有关单位提出要他的爱女肖力(即李讷)为中央委员候选人，被他在审查候选人名单时划掉；军委领导小组提议李讷担任《解放军报》负责人，他也不同意，说她已经下放，不宜担任这个职务。他的爱子毛岸英，在苏联就参加过红军作过战。回国后，毛泽东让他先是到农村锻炼，最后还要去抗美援朝，直到牺牲。

毛泽东的这些做法，在有的人看来很不近“情理”。但是，正是因为毛泽东这种“不近情理”，以身作则，教育了干部和群众，在建国以后的很长时期里，我们的党风是很正的；党风带动社会风气，整个社会风气也是很好的。

毛泽东在反腐败方面，把抓干部作风列为重中之重。入城以后，他发现有的干部有官僚主义’铺张浪费和贪污行为，他立即开展“三反运动”加以整治，并在运动中亲自批准枪毙功高位显的张子善’刘青山。在枪毙了张、刘以后，他说了一段话；“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是积重难返了啊。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乱摊子，只好哭天抹泪的去了哟。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转引自《党建经纬》1998年第1期)毛泽东在建国之初，严厉处治贪官污吏，使朝野震惊，为促进干部保持良好作风起了极大的作用。

取得“三反”胜利，毛泽东并没有就此止步，在1953年1月5日，他在为党内起草的指示中说：“我党在‘三反’中基本上解决了中央’大行政区’省和专区四级许多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和浪费这两个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许多领导者和被领导的机关人员相脱离这一部分官僚主义问题，但对于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自己工作稍为远一点的下情，不了解县区乡三级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或者虽然对于这些坏人坏事有一些了解，但熟视无睹，不引起义愤，不感觉问题的严重，因而不采取积极办法去支持好人，惩治坏人，发扬好事，消灭坏事，这样一方面的官僚主义，则在许多地区，许多方面和许多部门，还是基本上没有解决。”因此，他指示全党；要在1953年结合整党建党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1956年11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说：“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应该，我最欢迎。”他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理由把他革掉。”此后，他为了解决干部的官僚主义和防止腐败，作了很大的努力，尽管有些做法伤了一些人，但他的用心却是好的。

正是因为毛泽东在防腐反腐方面作了极大的努力，所以，我们党在很长的时期里风气是很好的。那时也有腐败现象，但那时的腐败比起现在来，真实小巫见大巫。1960年安徽省六级干部会议上揭发的材料：4062个有问题的干部，共贪污浪费191511元，人均不到50元钱。1963年保定地委在“四清”中揭发19800干部挪用公款130万元，人均挪用公款60多元。这就是当时的“腐败”。所以加拿大记者马克•盖恩写道：“毛泽东统一了中国，给予人民一套新的道德观，提高了工农的地位，并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廉洁的政府。”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说：“你们如果50年代60年代初来，可以看到中国社会风气是非常好的。在困难的时候，人们很受纪律，照顾大局，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当中，放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当中，自觉地同国家一道来度过难关。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是这样度过的。”这就是当时的中国。正由于这样，尽管我们的经济并不强大，但美帝国主义却两次败在中国手下。直到今天，美国西点军校的军事研究人员想到那个时候就不寒而栗，他们说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他们认为当年在朝鲜战场上，装备占优势的美国军队的作战表现不如中国军队，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有毛泽东。假如今后有一天美中不得不打的话，但愿中国军队“不要有太多的毛泽东色彩”。

什么是“毛泽东色彩”?就是毛泽东的理论体系，就是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就是毛泽东指挥艺术，就是毛泽东的人格力量……。毛泽东以他巨大气魄和魅力，感染和培养了一大批大公无私，克己奉公，勇于牺牲的好干部；带出了一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好军队；养成了一个好作风。并在这些人的带动下，促进了整个社会出现了全新的面貌。这样的社会有无穷的潜力，才是压不垮，打不烂的社会，也才是有希望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