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吴晗 登于人民日报(1965.12.30)

　　编者按：吴晗同志对于他的剧本《海瑞罢官》以及其他有关海瑞的著作，写了一篇自我批评的文章。吴晗同志在这篇文章中说，他这个自我批评“还只是初步的，不深入的”。我们希望读者认真地看看这篇文章，看看吴晗同志的自我批评在那些方面是不深入的，是否谈到了问题的本质，是否触及了要害。对于《海瑞罢官》这个剧本，究竟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应当作怎样的分析，应当作怎样的评价，我们希望进一步地展开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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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为什么研究海瑞？

　　一个多月来，各地报刊发表了许多批评和讨论《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只看到一小部分），对我极有启发，帮助，使我认识了错误，从而在此基础上，重新研究、认识海瑞。也通过这次的批评，讨论，对过去长时期没有解决的若干问题，各方面都各抒己见，展开百家争鸣，分清是非，端正立场，从而导致问题的解决，取得一致意见，提高学术水平，这是一件非常可喜的好事，值得高兴。

　　我研究海瑞，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两年中的事。把这些文章写作时间排一个队：

　　一、《海瑞骂皇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后来编入《海瑞的故事》。

　　二、《论海瑞》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收入《灯下集》页一四六——一六八。

　　三、《海瑞的故事》编入《中国历史小丛书》，第一版题记的时间是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四、《海瑞》一九六○年《新建设》第十、十一期合刊，收入《春天集》页二二八——二三七。

　　五、《海瑞罢官》北京出版社本的前言写明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七稿，发表于一九六一年初的《北京文艺》，二月间由北京京剧团演出，八月间加上一篇序，出单行本。

　　除了《海瑞罢官》的序文以外，都是一九六○年以前写的。

　　和写作时间联系起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写《论海瑞》，《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些什么东西？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在江西庐山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会后发表了公报。公报指出“全会要求各级党委坚决批判和克服某些干部中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接着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反右倾，鼓干劲，为在今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斗争》的社论，《红旗》杂志第十七期发表了《伟大的号召》的社论。

　　我的《论海瑞》是在公报、社论发表后写的，九月十七日写成，即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的第二十天。文章最后说：“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广大人民一定要把这种人揪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喝一声，不许假冒！让人民群众看清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本来面目，根本不是什么海瑞！这样看来，研究海瑞，学习海瑞，反对对于海瑞的歪曲，是有益处的，必要的，有现实意义的。”①这篇文章在那个时候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对假冒、歪曲海瑞的。

　　《海瑞罢官》在一九五九年年底动笔，是在《论海瑞》的基础上写成的。在前言中说：“他又是忠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他的一切政治作为都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的。……（剧本）正面主角是海瑞。对立面是退休宰相徐阶和他所代表的官僚地主集团。这个集团明朝称为乡官。……（剧本）描写封建时代政治的黑暗腐败，乡官的豪横，人民被压迫奴役的惨状。……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表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左派海瑞和以徐阶为首的右派——官僚地主集团的斗争。海瑞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但是他比较有远见，比较接近人民，他为了本阶级的长远利益，主张办一些对当时人民有利的好事，限制乡官的非法剥削，触犯了本阶级右派的利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海瑞丢了官，但他并不屈服，不丧气。”

　　现在检查起来，《论海瑞》这篇文章，在论点上，在评价上，缺点、错误是很多的。特别是缺乏阶级分析。在思想认识上，主观地要突出海瑞好的一面，越写越片面，把海瑞的历史地位评价过高了；只讲优点，少讲或不讲缺点，把海瑞写成一个封建时代非常高大、完整无缺的政治家，说他“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减轻农民和市民的负担，向贪婪腐朽的封建官僚大地主斗争了一生。”说他“对农民和地主打官司的案件，他是站在农民一边的。海知县，海都堂是当时被压迫、被欺侮、被冤屈人们的救星。”“我们肯定歌颂他一生处处事事为百姓设，为民谋利。”在《海瑞的故事》中，说他“象海瑞这样爱护人民，一切为老百姓着想。”等等，都是浮夸的，自相矛盾的，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文章的开头说他“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统治。”中间说他“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还是忠君爱国的。”“他受了严格的封建教育，遵守封建礼法，在政治上也必然道往古，称先王，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既然肯定了他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的，怎么又有可能同时站在农民一边呢？一个人同时可以站在对立着斗争着的两个敌对阶级的立场上吗？由此看来，历史上海瑞的立场并没有错，是我的立场错了。这是严重的根本性质的错误。

　　至于《海瑞罢官》问题就更严重了。写这个剧本的目的性是什么，在当时是不清楚的，糊涂的，虽然自以为写的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历史研究、历史剧要为当前的政治服务，这个剧本和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的现实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而且，在海瑞作应天巡抚的九个月中，（我在论文和剧本中都错写成七个月）不是没有阶级斗争，相反，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还很激烈，为什么不写两个对立阶级的斗争，而写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呢？回忆起来，那时候想的只是要写一个在封建时代有正义感有斗争性的人物，因为他一生作官的四个时期，任淳安知县时期已经有旧戏《五彩舆》《大红袍》这类戏了。在北京作京官时期，已经有新戏《海瑞上疏》了，最后在南京作官时期，时间虽然有两三年，却没有做出什么可以描写的大事。只有任应天巡抚时期，过去还没有人写过戏，可以写。在这个时期，他主要做了清丈，推行一条鞭法，修吴淞江，除霸，退田五件事，前三件事不好写，就选择了除霸和退田两件事作为主题，前四稿是以退田为主题的，经过讨论，认为退田是改良主义的措施，没有意义，第五稿以后才改为以除霸为主题，退田退居陪衬地位，九场戏中有六场是写除霸的，却没有想到在当时海瑞即使除了个把恶霸，根本不会触动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什么利益，性质会有什么改变，又有什么意义呢？“古为今用”“厚今薄古”的原则在当时一点也没有想起过，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而不是无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都必须为当前政治服务的不可动摇的原则，完全忘记了。

　　从《论海瑞》到《海瑞罢官》定稿，中间隔了一年多时间。这一年多时间，全国人民在前进，而我却停留在原地，没有迈开一步。而且《论海瑞》假如有一点点现实政治意义的话，《海瑞罢官》却一点时代的气息也闻不到，我不但落伍，并且是后退了。

　　一句话，我忘记了阶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