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灭门命案发生的社会背景

北方可可



2006年11月27日晚，贵州省兴仁县县长文建刚及其妻子、儿子、姐姐、岳母、保姆在家中全部遇害；12月11日晚8时，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陈义明全家又惨遭灭门厄运，58岁的陈义明及其妻子、7岁的孙子、16岁的小保姆全部殒命。

最近两年，这种所谓的灭门命案频频发生，罪犯犯案时连妇女和儿童都不放过，案发现场令人不寒而栗。公安部近日指出，去年全国灭门案发案数比2005年下降了63％，100％破案。官方没有提供2006年到底发生过多少起灭门命案，但从媒体报道来看，至少在十起以上。可能是由于太过血腥，公安部称“公安机关没有叫‘灭门惨案’，而叫杀死被害人全家，或者叫杀死在场全部人员的案件”，其解释与灭门命案的含义相差无几。

这种惨绝人寰的灭门命案的频发，有着较为复杂的社会背景。

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新的社会阶层基本形成，如果从占有财富的多寡这个角度来审视，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富裕阶层、中间阶层和贫困阶层。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新的社会阶层的初步形成，是在社会转轨过程中完成的，而转轨过程意味着社会规则的不完善，因此不同阶层之间的“较量”是必然的。尤其是在富裕阶层当中，有两种人被认为是“错位”的，这就是暴富的贪官和透过官商勾结以垄断经营手段暴富者，或者是巧取豪夺侵吞国有资产的暴富者，也就是最近讨论激烈的“原罪”主体。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中间阶层尤其是贫困阶层对暴富阶层产生某种不平衡心理甚至仇恨心里是可以理解的。而规则的不完善、贪官的增多、官商勾结现象的存在，都直接与政府相关，因此，政府的公信力有所下降就成为某种必然。随着贫富差距不断被拉大，一些社会边缘人群、社会弱势群体便产生了一种仇视社会、报复社会的心理。当这样的社会情绪不断积累并难以找到宣泄渠道之时，采取过激行为对社会实施某种报复也许难以避免。一个时期以来，犯罪率居高不下、恶性案件增多，直至灭门命案的发生，似乎都可以从上述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中找到解释。

我们有必要展开一些具体的社会现实情况。根据媒体上的公开数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仅逃往国外的贪官污吏就达4000多名，涉案金额50多亿美元，而很多人根本不相信这个数据（认为要大很多）。准确数据到底是多少，人们不得而知，但这个数据也许可以看作是一个底线。那么没有逃出去的，已经坐牢的、尚未案发的贪官有多少？涉案资金有多大？有人曾发出过这样一个诘问：假如用“巨额资产来源不明”这个罪名把现在的官员都“量身体检”一番，中国得新建多少监狱？由于存在法律缺失问题，国有资产在产权改革中大量流失。香港的教授郎咸平因此论点在国内获得很高声望，在门户网站的民意调查中，郎咸平的支持率高达90%以上，虽然有些人也反感他。事实上，近期对“原罪”问题的争论就是社会不平衡心理的一种直接反应，“原罪”的形成当然与官商勾结脱不了干系。

在当前的社会，坦率讲，社会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对官僚阶层含有某种程度上的敌意已经是一个客观现实。在最近的灭门案发生之际，一个出人意料的情况是，在上万条网络调查留言中，“活该、罪有应得、官匪一家”这样的留言随处可见。社会公众表现得如此冷漠，甚至“拍手称快”，这是值得注意的。前几年，陕西省宝鸡市发生了一起特殊案件，一名小偷先后8次从该市公安局局长范太民办公室总计盗得财物价值人民币80686元，“腐败局长”因此被送进监狱，群众笑称这名小偷为“有功小偷”。“我掌握着你很多经济和男女关系问题的证据，马上在我指定的账户里存入一万块！否则，你一定有麻烦！”类似这样的针对官员的敲诈勒索案件虽令人啼笑皆非，但仍然能敲诈勒索成功说明了什么？

制造灭门案的罪犯当然十恶不赦；然而在加强打击的同时，解决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也许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