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电话卡大事演义 第三回

中国磁卡公用电话发展的一哄而起的“羊群效应”。虽然给用户带来了诸多的方便。可从长远看，却不利于国家电信事业的发展。在当今“挖潜力，增效益”的大趋势下，一些城市发行电话磁卡，安装电话机的目的昭然若揭。相形之下，省级邮电管理部门和地方的邮电、电信部门如同时发行电话磁卡，就形成了“王朝”与“诸候”的关系。

矛盾随发展在逐步激化。“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必须将地方磁卡停掉，才能保证“全省通用卡”的顺利发行。如都能“奉旨”而行，那天下就太平了。可总有一些抗“旨”不遵者，要激怒“朝庭”引来“刀兵”，扰乱“天下”。也许正是因为一些有“抗争”精神的“电信诸候”，才使新中国电话卡发行史上有了起伏跌宕，可圈可点的情节。才激起了人们收集磁卡，研究话卡的文化风潮。

在众多的电信“王朝”中，湖北省在这种现象中表现得情节生动，耐人寻味。1991年12月份武汉市电信局作为湖北省第一家开通磁卡公用电话，发行电话磁卡的部门。地位可以说是较为“尊贵”的。正是因为有了武汉电信在武汉市范围内的成功经验，湖北省邮电管理局才制订了发行“湖北省磁卡公用电话开通纪念”电话卡的计划，设立了在全省范围内推广普及磁卡公用电话的发展目标。1992年底，湖北省邮电局发行了两套八枚“湖北省磁卡公用电话开通纪念”电话磁卡，三枚一套的为话机图及使用说明，其中绿色20元，黄色50元，天兰色100元；五枚一套卡为湖北风光图，10元黄鹤楼，20元古琴台，50元莲花湖，100元荆州古城，200元蒲圻赤壁，话卡总面值550元。在全省范围内推广使用。

一时间，湖北省内的黄石，十堰，荆门，宜昌，荆州，襄樊等城市响应号召纷纷装机试用，而湖北省邮电管理局的市场部在发放磁卡时，利润则是十分惊人的，不论面值大小，以6元一枚的统一价格发放，极大地激发了这些城市的用卡积极性。湖北省邮电管理局所发行的电话磁卡，可在武汉电信局所安装的卡机上使用。而武汉电信局由于发行磁卡较早，已形成了一套发卡制度，由于武汉电信局发行的电话卡因数量有限，绝对没有湖北省邮电管理局所发行的通用卡利润大，而话卡又是通用的。这样，在武汉市范围内，严重地冲击了武汉电信局的磁卡电话市场。为了保证自身的发展和武汉电信在武汉市的地位，武汉市电信局的磁卡电话市场。为了保证自身的发展和武汉电信在武汉市的地位，武汉市电信局规定在武汉市范围内，各电信局的磁卡公话装机代办点，不许销售使用全省通用卡，否则取消营业资格，处以罚款等。虽然如此，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仍有不少的代办点在谨慎地销售省内其它城市的“回流”卡。这种僵局持续了两年多以后，湖北省邮电管理局终于发出了“檄文”，省内各城市限期停发电话磁卡，统一使用全省通用卡。从某种意义上讲，似乎有很强的针对性。

在田村磁卡机DC-3CN型天津产的磁卡公用话机走俏，大江南北各地邮电电信部门，为了抢占市场，内讧不断之时。一些城市则采用了一种更聪明的方式来避开已成“乱世”的田村卡市场，另辟蹊径。他们安装的是由中国邮电大学与珠海银邮公司共同开发研制的太科型磁卡话机。

早期开通太科卡公用话机的城市，主要有黑龙江省的佳木斯，1992年5月份首发一套两枚发行量各为1000枚，面值分别为20元和30元，卡面无图案，为白底兰字，6月份又发行了一套3枚“佳木斯首届三江国际旅游节”卡面值分别为10元、20元和30元。之后，又有青海的西宁使用了太科白板彩点卡。1993年9月至1994年2月，四川自贡先后发行了白底兰字的30元卡，发行量600枚；金色底兰字30元卡，发行量520枚；3枚一套同图彩卡，面值分别为30元、50元和100元的自贡恐龙博物馆卡1988套；白绿相间的“恭贺自贡第四届国际恐龙灯会”10元卡1000枚；大概是受四川自贡恐龙题材的影响，云南禄丰自1994年发行了两枚一套的太科箭头卡黑色20元和兰色50元之后，也于1995年发行了一套4枚的同图彩色卡“中国·禄丰恐龙”，画面为恐龙骨架化石，面值分别为5元、10元、20元和50元；虽然这些卡式公用话机和话卡的使用期非常短，在中国卡式公话发展史上不过是“昙花一现”。但发展之初的热情还是较高的。除以上城市外，陆续开通使用过的城市还有黑龙江省的建三江1994年7月6日发行的两套5枚开通卡，其中三枚为“箭头”卡，两枚为赠送卡；湖北省的丹江口1994年4月开通2枚一套的兰色“箭头”太科卡，12月分又发行了两套6枚的丹江口水库风光卡；荆州市于1994年10月开通了太科机，发行了一枚以“北京邮电大学”为主图的30元卡；接下来便是各地的邮电部门与铁路和航运部门联合，开发火车和轮船上使用的无线电太科卡公用话机，这些在湖北、福建、广东的珠海等地都发行了不少品种。

电话磁卡在方便通话的同时，牵动了人们收藏的神经。全国各地都在发行电话磁卡，种类多，形成了收藏的丰富性。从1991年开始，电话卡的收藏活动便形成了气候。随着收藏队伍的不断放大，电信部门似乎看好了其使用价值以外，广阔的发展空间。应该及早地将集卡活动热起来，以和邮票平分秋色。在河北省的石家庄市，中国第一个官司方出面成立的卡协，长城集卡协会载入了集卡的史册。为了引导此项活动的深入发展，发卡较早的武汉等地电信部门分别出面组织了小型的卡展。各地的集卡者为了收藏和交友的需要，各自办起了有特色的民间卡刊，主要以介绍本地卡为主，以达成交换异地卡品的愿望。收集者的增多，使集卡活动大了起来。

1994年6月28日，“首届中国国际电话卡展览”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在江西省展览中心，来自全国各地邮电，电信部门的三十余个电话卡发行单位，集卡协会及海内外代表两百余人参加了开幕式。此次展览由江西省邮电管理局和天津华电公用电话广告发展有限公司及江西省电话号薄公司共同承办，也是自1985年引进磁卡公用话机，发行电话卡以来，所举办的规模最大，品种最多的首次国际性展览，同时参展的有，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新西兰、香港、澳门、丹麦、捷克等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话卡。为了配合此次卡展的举办，江西省限量发行了三千枚“首届中国国际电话卡展览｀94南昌”电话卡，面值50元，在展览期间购者踊跃。成为后来炙手可热的“珍品”。

展览会当天，邮电部副部长刘平源到会题词：“集各国电话磁卡，观微型百科全书。”可见此次卡展官方的重视程度。此次展览会期间，来自天南海北的集卡者，突发奇想，构思了一个“中国民间卡协”的设想。福建的杨鸣先生，四川的陈晓林先生，北京的赵向东先生，台北的王青去先生，香港的高立祥先生，广州的吕建安先生，新加坡的林加生先生等，在这方面可谓是功不可设。大家自费活动，东奔西走。终于在1995年9月12日在北京的京民大厦，亮出了“中华民间集卡协会”的招牌。

当日，到会的海内外50多名集卡者和卡学研究者，欢聚一堂共商集卡发展大计。并在会议期间评选出了“深圳绿箭”、“成都邓小平南巡”、“长城通用卡”、“北京风光（第三组）”、“上海可口可乐”、“台湾故宫十三宝”、“香港华东赈灾”、“上海毛泽东”、“北京第十一届亚运会”、“广州首届世界杯女足锦标赛”为中华十大佳作卡。

“中华民间集卡协会”的成立，一时间纷纷有各地的集卡者组织起来，以“中国民间集卡协会”的名义成立地方分会来作为响应。这样，就为电话卡市场的发展种下了很大的隐患，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话卡炒作。卡协的成立，集卡者的增多，势必带来卡市的火爆，有头脑的生意人，便打起了歪心思。一些城市的电信部门为图利益，竟以自己电信部门的名义，接受一些个人所谓委制卡和珍藏卡的发行。各种热门题材的委制卡，珍藏卡，“冒着热气”上市，盲目的追风者们却一点也不怕“烫手”吃亏。有人接受，委制卡的种类和数量便开始上升。

最早发行磁卡的广州电信，成了委制卡孳生的“乐园”。一时间，也成为卡界有识之士抨击的对象。其它城市虽偶尔也有委制卡，珍藏版之类问世，较广州算是逊色多了。香港在1997年回归之前，有关此题材的委制卡是最多的。就连香港人也看好了内地的话卡市场的发展前景之大，于是便有大量香港委制卡流入内地，令一些接盘者叫苦不迭。国内的一些卡商通过日本的电信部门发行价格低廉的话卡，以有中国题材为名，向卡识不深的集卡者兜售。以获取暴利，一时间，很多集卡者不知所以然，到底这些卡未来的价值该定位在哪能里？这些都是未知数。恐怕是没有人能说得清楚，至于清楚亦或不清楚，且听下回分解。（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