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之下,美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明显加重。
据中国美国商会刚刚完成的“美国出口管制的影响”调查显示,美国出口管制政策导致美国企业销售额受损数亿美元。
众多美企已经开始试图说服美国政府调整对华出口管制政策。
年亏数十亿美元
美国商用卫星制造商劳拉航天公司,曾一度垄断全球商用卫星市场,与中国有过一次合作,为通信集团公司制造“中星8号”卫星。然而,这场交易就像一场噩梦,让他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磨难。
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卫通公司)的张洋曾经参与了与劳拉公司的合作过程,“美国出于安全考虑,迟迟不给劳拉公司颁发出口许可证,导致发射时间一再延后,最终谈判陷入僵局,至今也没给卫通公司一个明确的说法。”
张洋称,美国有《出口管制法》,商务部设有出口管制局,假设美国出口卫星设备给中国企业,必须去管制局申请出口许可证,哪怕一块普通的锂电池、一颗微不足道的螺丝钉甚至一个无关紧要的卫星架,都需要审批,待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商务部三部审批后方能颁发,并且美国方面要亲自到现场核查,确认从美国进口的产品非军用。这样一来,获得出口许可证的时间可能已是审批一年之后。
据中国美国商会提供的数据显示,美国目前的出口管制政策覆盖了2500项产品,以航天零部件及高科技通信器材和机械设备等制造技术为主,而中国是美国出口管制政策控制的重点国家。
许多中国客户因此作出了别的选择。如另一家进口卫星设备的亚太卫星公司在选择亚太六号卫星进口商的时候,选择了来自法国的阿尔卡特公司。而在竞争更为激烈的核电领域,法国、俄罗斯和加拿大的核电技术早在20年前就出口到中国,而中美这两年才正式迈出了核电技术转让的步伐。
“美国发现控制到最后,却把自己给控制了。”中国社科院美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肖炼说。
根据中国美国商会给记者提供的数据,严格的出口管制导致美国每家企业每年平均最少损失约200万到300万美元的销售收入,全部在华美企由于出口管制和许可证制度每年损失的销售额和收入高达几十亿美元。
国会山攻略
“我认为有近一半的出口管制是不必要的管制。”商务部机电和科技产业司司长王琴华表示。
而局面也许很快会有所改变。华金声是中国美国商会主席,他刚刚结束与数名在华经商的美国企业家的“华盛顿之旅”回到北京。“效果非常好!”他在电话中向《中国经营报》记者透露,商会和企业一起与美国政府就更改对华出口管制条例进行了协商,不少美国跨国公司也参与到游说行动中。
“中国受金融危机影响有限,有望第一个走出危机的低谷,是目前美国企业在全球的首选投资目的地,有60%的在华美国企业期待从中国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直接或间接获益,91%的会员企业表示暂时没有撤出中国市场的计划,我们要不遗余力地为广大在华美企争取机会。”华金声说。
与此同时,美国华盛顿州共和党众议员拉森和伊利诺伊州民主党众议员科克宣布,将启动《出口促进议案》和《能源合作议案》的立法工作,旨在帮助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两人也计划于5月下旬访问中国与在华的美国企业家座谈。“我们会把这些企业的信息带回国会,然后再争取其他议员。”拉森说。
“这是好事啊!”听到美国可能即将放开部分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管制的消息,张洋第一反应是——搁置5年的“中星八号”有望拿到出口许可证。“如果美国开放商用卫星市场,5年内,可以为美国航天工业产生80亿美元的收益和1.6万个就业机会。”张洋说。
同样不赞成出口管制的英特尔中国董事总经理黄节同样满怀期待,“英特尔已得到了生产电路宽度为90纳米芯片的美国出口许可,正生产45纳米处理器,等到大连的工厂投产时,可能会生产更微型化的芯片给中国。”
不影响本土企业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不少业内人士也担忧,在美对华高技术出口松绑后,对自主品牌可能产生冲击。王琴华表示,美国放宽出口管制对中国经济产业链的影响不大。
“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技术最先进,拥有最多高技术产品和专利的国家,梳理我国的高科技产业,如航空航天、信息通讯、计算机、芯片和核能等,能够达到与美国相抗衡的技术几乎很少,而中国又是一个最大的高技术产品的需求市场,迫切需要通过引进美国的先进技术,促进产业升级。”王琴华说。
王琴华指出,在进口与自主研发之间并不矛盾。“我国进口高新技术前,会充分调查国内相关行业的研发进程,如果已有同类技术,或正在研发的,将不会进口,只有尚无研发能力,同时国家又迫切需要的高技术,才考虑进口,可以节省大量时间和资金。”
王琴华告诉记者,中国企业在美国高新技术的引进上,应抱有学习的态度。例如目前英特尔的45纳米处理器已经开始生产,而中国的制程工艺还停留在130纳米的水平,其中相差了三代。“但中国在处理器设计和研发上的实力并不比英特尔、AMD等国外公司差,应该做好技术的吸收与积累。”王琴华说。
肖炼则认为,美国放宽对华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带来的直接好处就是能够“货比三家”。“多比比价格、比比时间,寻找没有进口风险的卖家,等于中国在购买高技术的时候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这对中国来讲是有利的。”肖炼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