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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孙洪伟摄

为韩城城区10万人供水的薛峰水库停止供水

渭南市委书记刘新文、市长曹莉莉做出指示“尽最大努力减少水库污染”

目前水库入口处酸碱度经测定维持正常范围

本报渭南讯（记者孙洪伟）25日晚9时许，一辆装载25.8吨液态烧碱的罐车在韩城薛峰水库上游5公里处坠桥，至少十余吨烧碱流入河道。供应韩城城区10万人饮水的薛峰水库水源安全告急。截至昨晚8时记者发稿，由公安、消防、安监、环保等相关部门组成的60余人抢险队伍，仍在紧张排险。

水源河道遭污染

25日晚9时许，一辆从榆林开往山西的液碱罐车，行驶至304省道韩城段薛峰水库上游5公里处牛心桥弯道时，冲断大桥护栏翻入桥下，两名司机一人当场死亡，一人全身烧伤侥幸逃生。罐车翻滚中货罐破损，有极强腐蚀性的烧碱大量泄漏。

26日零时，身体多处烧伤的幸存司机逃出车内后，向薛峰镇附近群众求救。韩城公安、消防人员接警后，立即佩戴抢险用具赶赴现场。此时，事故发生已过去3个小时，泄漏的烧碱流入河道，已造成河道污染。

“河道下游5公里就是薛峰水库！”薛峰水库承载着韩城新老城区10万余人的饮水供应。如果水库水源受污染，城区居民饮水将受威胁。韩城市委书记刘新兴等领导午夜赶到现场。渭南市委书记刘新文、市长曹莉莉获悉后做出“尽最大努力减少水库污染”的指示，指派渭南环保、公安、安监等部门奔赴韩城协助抢险。

备用水源紧急启用

昨日下午3时，抢险仍在继续：抢险人员在泄漏区域围起土堰，防止泄漏烧碱继续流向河道；从西安紧急调配的10吨盐酸运到现场，消防人员穿着防护服小心翼翼对溢出的烧碱进行中和；新采购的2吨醋酸已倾倒入河道中，对被污染河道进行稀释。

据现场抢险人员介绍，从26日凌晨开始，已紧急启动应急预案：薛峰水库即刻关闭闸门，停止城区供水；城区供水启用自来水公司10眼备用机井。

清晨8时许，一条预警信息在韩城当地电视台滚动播出：政府提醒市民，目前自来水公司启用备用水源供水，请市民放心饮用。与此同时，韩城市政府向河道沿线薛峰镇、板桥乡等4个乡镇发出通知，河道沿线群众、家畜暂时禁止饮用河道水源。

抢险现场，来自省市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对河道沿线做水质采样。韩城市环保局长段选民接受采访时说，由于抢险及应急处理及时，目前水库入口处酸碱度经测定仍维持正常范围。

截至昨晚8时许，烧碱的处理工作仍在继续。车祸中被烧伤司机还在医院抢救。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明。

记者韦亮：没想到他还真动手了

据了解，韦亮是受湖南卫视的邀请前来担任大众评审的，事发的起因是他欲进入采访现场时被湖南卫视保卫科当成观众清场。

对于当时情景，韦亮回忆道“那个保安让我赶紧离开，我说我是记者，要赶着进去采访，但是他不相信，说记者拿出证件来。”因为主办方没有给邀请来的记者发放采访证，韦亮很为难，与保安解释说可以打电话叫主办方接待人员出来证明并带进去。“我很配合他们，但是他的态度非常蛮横。”

韦亮着急去采访被淘汰的郝菲尔，继续向发布会现场赶去，“谁知那个保安骂骂咧咧地追上来对着我的后脑就是打耳光，我当时被吓住了，没想到他还真动手了。”韦亮越说越急。此后韦亮大喊求助，多位记者闻讯赶至，保卫野蛮地拨开众记者从后面勒住脖子把韦亮强行拖走。

保安否认动粗，警方要求其道歉

冲突发生后，一位自称超级女声制片人的朱姓工作人员称已向韦亮口头道歉，但打人者一直没有出现，引起在场十余名记者们不满，要求湖南卫视处理打人者，并向被打记者书面道歉。保卫科负责人带出曾勒住韦亮脖子的保安时，该保安否认自己曾经粗鲁对待韦亮，解释说自己当时力图将其带出人群，保护其不受伤害。

双方僵持了近3个小时后，警方赶到现场。在详细了解完事情的经过之后，警方当即要求保卫科负责人安排造成冲突的保卫向记者道歉，并给予严肃警告。

欧阳常林：我们将解聘肇事保安

昨天中午，湖南卫视台长欧阳常林专程从北京赶回长沙，处理此事。欧阳常林表示，此事已引起湖南广电局极大重视，“对于这件不该发生的事情，我们负有责任。”同时欧阳常林口头阐述了对两个保安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的处理意见，“两个保安素质差，我们将对其实行解聘、扣薪、换岗的处理，保卫科长将扣奖金，节目负责副台长要做检讨。”

此外，欧阳常林还表示，湖南卫视领导会去看望被打受惊记者，并承诺未来保证不再出现类似情况。

被告称因报道富士康非法用工“被索赔3000万元、个人资产被冻结”；台湾记者曾有类似遭遇

本报讯 (记者 吴敏 彭梧) 因被媒体报道非法用工，台资企业富士康旗下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以名誉侵权为由，起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共索赔3000万元。本周早些时候，被推上被告席的两名当事人向本报披露此事，并称其资产已从7月13日被冻结。

富士康意外选择起诉记者本人

来自被告的消息，今年6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发表了该报记者王佑写的《富士康员工，机器罚你站12小时》的报道。报道指出，富士康工厂存在“一般操作工必须连续工作12小时，不得说话”、“三个女工因经常加班而在生产线上晕倒”等非法用工现象。

富士康方面对报道表示不满，于7月3日向深圳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一份民事诉状，诉状称依据《民法通则》的第101条和102条以及《民事诉讼法》第108条和相关司法解释，“依法追究被告的侵权责任”。该诉状将《第一财经日报》采写上述报道的记者王佑以及该报一名编委翁宝列为被告，而未直接起诉报社。

该诉状要求法院判令《第一财经日报》停止刊发对其名誉侵权的报道并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还要求被告补偿富士康方面因名誉受损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翁宝和王佑因此分别被要求赔偿1000万元和2000万元给原告。

“受此影响，我与王佑的资产遭到冻结。”翁宝表示，媒体记者从事新闻报道是一种职务行为，对于富士康方面选择起诉记者而非记者所在单位感到震惊和难以接受。

据翁宝介绍，7月17日，他收到了法院冻结其资产的通知书，被冻结的资产包括房产、汽车和存款。

被告资产解冻申请尚未获法院支持

翁宝表示，“我已于7月24日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财产保全裁定复议申请。根据我国的相关民事法规，我本人不适合成为本案的被告，因此要求法院解除对我个人资产的冻结。”

截至记者发稿时，翁宝的申请还未得到法院支持。

另一被告王佑表示，引发富士康不满的报道旨在解读企业如何更人性化地管理一线员工。“是众多知情者支持并提供真相，才给了我报道的动力。”

富士康法务部称不知情

据被告提供的“起诉书”上所显示的原告联系方式，记者在电话中确认对方“富士康科技法务部”的身份后，先后两次被告知“对此案并不知情”，也拒绝发表任何意见。此后记者按照起诉书上的号码发去传真，但至昨日仍无回复。

台湾记者曾遭遇类似事件

事实上富士康起诉记者个人而非媒体的事件并非首次发生。早些时候，我国台湾地区某媒体记者也曾因类似原因被卷入诉讼纠纷中。署名“文琪”的该当事人昨天在一份邮件中表示，“确实很讶异听到这样的讯息，也没有想到同样的事件会在内地重演”、“我从来没有对外发表过有关这件事情(被富士康牵扯进诉讼)的言论，因为这件事情(被富士康牵扯进诉讼)对我的家人造成很大伤害和影响”。

-专家说法

当事人可申请变更被告

国内著名侵权法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立新说，对于新闻记者名誉侵权案件，原则上不将记者列为被告，只以报社法人为被告，这在最高法院出具的司法解释中有规定。只有当事人非报社正式员工，即为通讯员时，起诉方才能将通讯员列为第二被告。“如果法院已受理，当事人可以申请将被告变更为单位法人”，杨立新表示。

最高人民法院在1993年出具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第六点表述如下，“问：因新闻报道或者其他作品引起的名誉权纠纷，如何确定被告？答：应根据原告的起诉确定被告。只诉作者的，列作者为被告；只诉新闻出版单位的，列新闻出版单位为被告；对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都提起诉讼的，将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均列为被告，但作者与新闻出版单位为隶属关系，作品系作者履行职务所形成的，只列单位为被告。”

而对于财产保全一事，杨立新说，名誉侵权案中，极少采用财产保全的例子。但对于申请财产保全亦无明文禁止。

-事件回放

富士康iPod厂被指条件恶劣

今年6月，英国《星期日邮报》发表了题为《iPod之城》的文章，称苹果iPod代工厂———富士康深圳龙华厂工作条件恶劣，工人月收入仅有27英镑(约合人民币387元)，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5个小时。此报道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面对记者，说起自己当时的心情，曾水林（图左）数次落泪。

“请你代我告诉杜仁政，叫他以我为戒，别跳了！”8月24日上午，花都区赤坭镇广州市第一劳教所内，正在接受劳教的18岁男子曾水林坐在一张圆凳子上，接受信息时报记者的采访。

为讨薪救自己受伤的弟弟，曾水林在今年3月3日和5日两次分别在东风中路天桥、洛溪大桥上演“跳桥秀”，造成洛溪大桥由北至南全封闭。4月7日，他被送进了劳教所劳教一年,成为中国首个因“跳桥秀”而被劳教的案例。今年6月，弟弟曾海龙在老家江西悄然死去，曾水林至今仍不知情。

这一天，曾水林在劳教所内接受记者独家专访时，讲述了他两次“跳桥秀”的内幕，以及迄今接受劳教的心路历程。

劳教所帮他讨回５０００元弟弟仍不治

“刚来的时候，他的情绪很低落。”劳教所一大队教导员何志宇说。

后来，在劳教所的帮助下，找到了欠薪方的汽修厂。汽修厂副厂长带领6个工作人员，如约来到位于花都赤坭镇的广州市第一劳教所。曾水林的舅舅廖阳阳也应约赶来协商。由劳教所主持的协调会，最终将5000元欠薪交到廖阳阳手里。“他感觉到了我们在帮助他，替他着想！”何志宇说，拿到工资后的曾水林像变了个人，“改造积极多了，也很服管”。

“我已把那5000元邮寄回去了。”昨日，时报记者采访了曾水林的舅舅廖阳阳。他说，曾水林的弟弟曾海龙在汽修厂上班受伤后，回老家治疗花了4万多元，做了2次大手术，但最终在今年7月初不幸抢救无效，遗憾死去。之后，曾水林的母亲，为了还债，已到了汕头打工。而曾水林至今还不知道这一情况，家里人瞒着他是希望他安心接受改造，不要再生事端。“那是工伤，但现在几乎没有了证据！”廖阳阳说，他去找了汽修厂好几次，但后来精力不济，“一切等到曾水林出来了之后再说”。

新闻回放

曾水林第一“跳”

今年3月3日下午4时15分左右，曾水林站在东风中路与德政路交界处人行天桥上意欲跳桥，事件引起东风路双向大塞车。直到5时20分，经过警察和消防人员几度劝说，曾水林终于主动下来，随后痛哭流涕，跪地不起，表示没有钱治病弟弟就没救了。随后警方将其带回派出所作进一步处理。

曾水林第二“跳”

今年3月5日昨天下午2时40分，曾水林攀上洛溪大桥北往南一侧人行道的栏杆，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对准自己脖颈，与两天前在东风路天桥上的情形一模一样。受这起事件影响，洛溪大桥北往南车道一度封闭。最后一名老人挺身而出，才把曾水林抱下来。直到下午5时30分左右，洛溪桥双向才逐渐恢复通畅。

讨工资徒步３天到广州

信息时报：为什么要跳桥？

曾水林：要回工资。我和我弟弟在增城同一家汽修厂上班，老板欠我和我弟弟5000多元。弟弟在单位被玻璃撞伤了头，结果是脑震荡。要花很多钱，我就找老板要。

信息时报：你在增城上班，为何要到这么远来跳桥？

曾水林：这个汽修厂总部在江苏，在增城和番禺等多个地方，都有分厂。我春节之前，都在番禺那边上班，见我催得急，他们就叫我到番禺那边的分厂来拿钱。我从3月1日下午出发，身上只有7块多钱了，就只好走路，准备走到番禺去。由于不认识路，再加上弟弟住院没有钱，我也没有心情吃饭，直到3月3日，我才走到广州（哭泣）。

信息时报：路途中晚上住在哪里？

曾水林：就在路边睡觉。

信息时报：你为什么不去劳动局投诉？

曾水林：去劳动局，我就会失去这份工作。

信息时报：所以你决定跳桥。

曾水林：人本来就有一死，活在这个世界很痛苦。

信息时报：你当时想要跳下去吗？

曾水林：想。

第一次跳桥只是录口供

信息时报：那为什么决定在东风中路天桥上跳？

曾水林：我对广州一点都不熟，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哪里跳的，走到那里，就准备到那里跳了。

你会怎么办？

太多问题牵动切身利益。

《物权法》会如何规定？自己的房子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这部重要法律第五审稿因此正成为眼下焦点。

8月24日，王轶对记者说：“还是那句老话，国不与民争利。”

王是《物权法》(草案)起草小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他曾说：“我很幸运，能够参与见证这部重要法律的诞生。”

法律应体现对生存权的重视

《21世纪》：目前《物权法》第5次审议中，关于土地使用期限的争议非常大。因为很多人买了房子后从来不会想到自己的产权是不完整的，有期限的。大家很关心70年后怎么办？怎么交费？什么标准？你怎么评价这些争议？

王轶：我认为这实际上涉及到财富在国家和私人之间的分配问题。这和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有很大关系。现在很多地方财政还是吃饭财政，相当部分财政收入来源于土地出让金，有的甚至占到一半以上。把土地使用期限规定得相对短一些，在财富分配上，对国家，实际上也是对很多地方政府来说，是相对有利一些。

但从长远来看，还是那句古话，“国不与民争利”，政府不要和老百姓争利。

《21世纪》：那么《物权法》怎么解决政府和老百姓争利的问题？

王轶：《物权法》五审稿最大的变化，就是区分了居住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居住用地到期后可自动续期。

这主要考虑到保护房屋所有者的利益，尤其住房是和人们的基本生存权密切联系的，应当体现对生存利益的重视。另外也是考虑降低交易成本，便利人们行使权利。这也是主流的民意。

《21世纪》：据说在立法过程中，曾有多种方案争论？

王轶：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意见。除了自动续期；另一种是，土地使用权期限届满前，房屋所有人要去提申请，通过申请来续期。这种做法增加了交易成本，对房屋所有者非常不便利，而且也使人们对财产的可预期性、财产关系的稳定性受到很大冲击。

申请的话，是否能得到批准就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房屋是最大的财产，很多人一辈子的积累，就是得到一套房产，这种财产关系不稳定，对社会稳定会造成不利影响。

还有一些意见提出，能不能延长这个期限，到100年、150年，甚至是和房屋的存续期限一致。

财富分配向私人倾斜才是好的选择

《21世纪》：大家最关心的是续期的期限、土地使用费的支付标准和办法，也就是续多长时间、交多少钱、怎么交的问题。

王轶：现在的草案是授权由国务院来具体规定。中国各地土地利用的情况不一样，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土地使用权的市场价格的区别也很大。由物权法统一规定，不是很现实。授权国务院具体规定有一定的灵活性。这是目前情况下可行的做法。

但很多常委讨论时提到，续期以后要支付的土地使用权费用，应该是一个合理的对价。

不过经过30-50年，我们的财政应该不会是现在的状况，财富分配上可以向私人倾斜，这是一种好的选择。

《21世纪》：但是像深圳现在已经出现一些地产的土地使用权到期，这个问题逐步会出现，亟待法律法规明确解决。

王轶：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比较早的地区，确实已经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大部分地区，还是将来的问题。留给将来，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来定，可能是合适的选择。

如果一定要在物权法中作出明确规定，我相信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将阻碍物权法的尽快出台，就这个争论会很激烈，而且长期不会有结果。

《21世纪》：那为什么是授权给行政机关而不是立法机关？涉及到财富的分配，政府和私人的利益上不一定一致，政府可能会有偏向自身利益的倾向。

王轶：首先，按现在物权法草案的规定和现行的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法规，国务院都是经过授权代表国家来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的主体，这样的规定和现行的法律制度是一致的。

另外，通过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来确定，要考虑法律这种规范性文件的性质，它很难对不同地区不同情况都作出具体规定。而由国务院来规定具体标准，相对比较灵活，对个案的针对性也比较强。

不要期待《物权法》解决所有问题

《21世纪》：但也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现在买新房，大家是可以有选择的，但是将来续期的话，由于建筑物是个整体，大家拥有的是“区分所有权”，到时候续多久；什么样的价格可以承受；土地使用权续期后是改造旧房还是另建新房；这些问题如何协调？

王轶：这是为什么物权法草案关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里面，对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等社区内的自治组织，管理机构作规定的原因。要借助这些框架和他们议事规则来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

《21世纪》：但是现在的草案，对业主委员会的诉讼主体资格的规定被删除了。原因据说是因为他们没有独立的财产，不能承担败诉的后果。

王轶：不允许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享有诉权的做法肯定是不合适的，这个理由也是不成立的。按现行诉讼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都可以成为诉讼主体，一个组织自己不能独立承担责任的话，可以由组织成员来承担责任。某种程度上，没有诉权，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而且，不让它享有诉权，也不符合通过这些社区自治组织来协调解决那些矛盾和冲突的目的。

《21世纪》：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房屋的使用寿命大概是80年，如果续70年的话，如果按70年后的地价，可能相当于又花钱买新房了；而按原价的话，时代不同，价格环境不同，还有*等问题。所以有观点提出，是不是可以分期缴纳？

王轶：一次付款还是分期付款的问题，不管怎样总是要付的。而且现在可以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分期付款。这没有涉及实质性的调整。

所以，不能期望物权法的出台能把人们关心的所有问题都解决。

《21世纪》：但物权法应该可以给一个原则，最起码可以让人们认识到这些问题，让政府和立法机关及早考虑这些情况，而且现在充分讨论的话，将来解决也容易形成共识。

王轶：对。现在物权法中确立的有些规则，对仍然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好多时候只能起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功能，至于解决问题的方案，需要广泛的社会讨论，逐渐凝集共识，在水到渠成的时候解决。我想这也可能是一种社会治理的方法。

所以，能提出问题、发现问题，引导解决问题的方向，对今天的物权法来说，可能已经完成了它的部分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