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高端”学者，一场演讲15万元

                             “高端”学者，一场演讲15万元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知识就是力量”回锅后，以往被称之为“臭老九”的专家学者，也被推上政治、经济、学术研讨等各个领域的演讲舞台，他们在闪光灯的烘托下被“神化”。

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论述，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说白了就是改变原先社会主义公有制同时向西方世界开放的过程中，应运而生了一批“经济学家”、“学者”、“专家”。有本土的、海归的和进口的（香港、台湾等）；也可分为官方（御用）的和非官方（媒体炒作）的；还可分为歌功颂德的，鸣锣开道、投石问路的，转唱反调、标新立异的，随风转舵的等等。这个时代是迷信专家的时代，看病要看“专家号”；读书要进“学者门”，困境要听“专家评”。上网google一下“专家说”，就跳出一亿多条信息。我们周围充斥着强大的专家学者群，他们到底给我们了带来什么？有几个专家学者准确或部分预言到了去年9月开始的全球危机，乃至经济危机呢？

美国的次贷危机，让全球经济陷入了一片恐慌。国内的经济专家们似乎当时并没有预则到中国也将会遇到的经济灾难。还有一些人对举办奥运后一般股票下跌的历史数据，感到担心，但主流媒体却不刊登此类意见看法。在我国国内广受媒体吹捧、却未能给国民一些经济警示的专家学者们又是怎样的一番风貌？

成思危，卸任人大副委员长。他于1949年从台湾老家奔赴大陆参加革命，直到今年才回台湾见妹妹们。他老人家曾在中央电视台高唱:“2008年中国股市是牛市”；其后股市一路下跌，到4000点时，他老人家又说“2008年中国股市是牛市，只不过由快牛转为慢牛”；到3000点时，他老人家还在说中国股市不跌破2500点仍然是牛市；当股民听从他老人家的话，赔得快倾家荡产时，股市已经跌破2000点。这时他老人家才不得不承认2008中国股市是熊市。股民再信他刚割肉卖掉时，股市却又开始反弹。

有的事物不是我们能够控制，就如成舍我控制不了他儿子成思危那样，专家也不是万能。这类专家不听也罢，可有的行业是人为操作，那种专家就更让人失望。

房价是最能表现专家滑稽一面的。08年金融危机刚开始，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说，“现在买房，就是爱国。”受到人民大众的唾骂；09年已受金融危机重创时，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藩还在做“房地产业将再次拯救中国”的演讲。谁都知道中国现阶段的房价是虚高的，可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研究员、常务副秘书长王建还大言不惭：“保守地说，今后10年，中国的大城市，无论是上海、北京还是南京，房价要涨3倍；大胆地说，10年房价要涨5倍以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骂道：“说房地产炒过头，那是胡话。”

在其他行业，专家也是频频冒泡：

“我们不能提高劳动者的工资，低工资是我们的比较优势。否则，外国投资都跑到越南等工资比我们低的地方去了。”--李剑阁，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

“媒体呼吁援助穷孩子是无知 ”“没钱就别接受高等教育 ”。--王旭明，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教育专家。

“很多病人在术后是出于对医生的感谢送‘红包’的，‘红包’也可看做医患感情交流的一种方式。这种可利于医患关系和谐发展的良性互动应被社会认可。”--吴博威，全国政协委员，山西医科大学教授，副校长。

“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没人要了。”--樊纲，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还承认：“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

“不能因为有些人喝不起水，就不提高水价。”7月16日上午，在一场“解读水价问题”的小型论坛上，有专家语出惊人。

“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中国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厉以宁，原北京大学光华学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

对于这样一系列的胡说乱侃，不把群众利益放眼里的伪专家学者，我们还能用言语提醒他们所谓“公德”为何物吗？

曾经的中国知识分子，以担负社会责任为己任，可遗憾的是，这种优秀品质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而渐渐离现今的专家学者远去。　　

在大大小小的官方或非民间论坛上，或衣冠楚楚、或不修边幅的经济学家频繁出现，纵论经济走向、把脉市场动态。和演艺界的明星一样，在邀请方、中介机构、经济学家之间，已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条，而频繁走穴、赶场已成为部分经济学家的“主业”。该报历时一月的调查显示，经过2006年至2007年的大牛市阶段，以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阶段，经济学家的出场费一路暴涨，普遍由万元以下升至3-5万元。　　

现在金融危机的环境下，大陆非常流行举办大型收费讲座。门票的卖价便宜的约三千元，贵的则高达上万元，一般规模都在三百至五百人之间。虽然收费昂贵，但因邀请知名经济学家所费不菲，多数收入都到了学者口袋去了，主办的机构大概只能赚到蝇头小利。例如十年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出席国际知名论坛的出场费已有一万美元。而如今经济状况之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的出场费高达十五万人民币；紧跟其后的是近期活跃在报刊杂志、电视媒体前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是个来自台湾的学者），连续十天，以每场十万元获取大量通告费。目前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的霍德明、巫和懋等学经优异的教授，在企业论坛上的出场费，往往也都在五千美元以上。另外厉以宁等学院派学者也有每场六万元身价，知名度较低的魏杰、赖伟宁收费也要四万左右。　　

有人又要纳闷了，为什么又有那么多的人削尖脑袋，花高额费用去听专家箴言呢？“专家时代”！正因经济的低迷，中小企业都希望能从专家的口中得到真知灼见从而摆脱即时的困境，可是从那一场场会议学习中，是否真的给中国企业带来新生呢？答案不言而喻。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萧灼基说，“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我想，现在这个特殊的经济环境下，首先拥有轿车和别墅的就该是那些教授了。他们富裕了，可中国现代化了吗？　　

当然，也有不是靠赚演讲费来获取外快的，有更多一部分是在利益集团的大权力、大金钱的诱惑下，成为某些特殊利益团体的代言人，说出违心的、利益集团希望听到的话。比如之前列举出的一系列伤害到人民大众的言论。知名网络评论人士“五岳散人”一阵见血地指出：自从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跟着全球性金融危机被挤破，我们就看到各路学者粉墨登场了。虽然我们从来不对任何人的人品抱有过高的期望，但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表演确实让人触目惊心。究其原因，不外是某些学者在学术上失去了自己的脊梁骨，变得如同软体动物一般，只要人家给钱就会去做花瓶，成为房产商的吹鼓手。　　

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为了自己的利益，某些专家的言论已经偏离了群众和真理的轨道。他们的身份地位给他们带来比常人更多的社会影响性，他们的一句话，可能会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政府实施决策。他们有自由表达个人的观点，但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对于他们已经失德的假话、空话、废话、屁话，我们该如何去监督他们呢？　　

首先，民众不要过度的迷信专家学者，媒体不要夸大及神化他们的能力。在真理与常识面前，我们要勇于对专家不良言辞做出辨别与质疑，媒体公正报道，对违背大多数人利益的言论作出强烈的谴责；　　

第二，建立学者诚信档案，把他们的观点、公众言辞记录在案。该“案底”与其学术经费、评定职称相挂钩，施加言论真实负责的压力；　　

第三，取消专家学者的不当言论豁免权，对于严重损害社会稳定及人民利益的言论，须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四，公开专家学者讲座的通告收费标准，依法征收税收。相关行业应按职称、等级、能力划定收费标准，防止蓄意炒作引起的身价暴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