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应大会发言人李肇星的邀请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问。
　　记者会开始时，*说，记者朋友们，这是我在“两会”之后最后一次同大家见面了。我要感谢多年来记者朋友们对于中国改革和建设事业的关注。
　　今年可能是最困难的一年，但也可能是最有希望的一年。人民需要政府的冷静、果敢和诚信；政府需要人民的信任、支持和帮助。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蔓延、发展，关键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我将在最后一年“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永远同人民在一起。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得益于较好的国际环境和贸易体系，过去的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十年。有些批评人士表示中国扭曲了国际竞争，使贸易对自己有利，您是否会考虑改革中国的贸易体系？

　　*：你说到美国关心中国贸易体系改革的问题，如果讲得明确一点，主要指三个问题：第一，就是进出口的基本平衡。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在2011年中国经常性账户差额占GDP的比重已经降到2.8%，小于3%的国际公认的合理水平。就是说在国际收支和货物贸易上，中国已经实现了基本平衡。第二，汇率，也是美国关注的。从2005年汇改以来，中国实际有效汇率已经升值30%。请记者先生注意一种现象：从去年9月份开始，在香港市场无本金远期交割市场，也就是所谓NDF市场，开始双向波动。这就告诉我们，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有可能已经接近均衡水平。我们将继续加大汇改的力度，特别是较大幅度地实行双向的波动。第三，我们将坚持多哈回合谈判的宗旨，主张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
 

　　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我想请教的问题是在过去4年两岸实现了“三通”直航，有关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合作取得了历史性的高峰。台湾媒体评价认为，过去4年大概是两岸关系60年来最稳定、最和平发展的4年。未来4年可能延续这样的发展机遇。在今年政府最后任期一年，您所期待两岸文化交流前景是什么样的状况？
 
　　*：我已经连续10年在这个场合谈台湾问题了，每一次心情都很不平静。我很高兴地看到，去年两岸同胞交往更频繁，感情更融洽，关系更紧密，“九二共识”和两岸关系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意基础更牢固。如果说在本届政府最后一年，在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特别是在加强经贸关系方面再做一些实事。我首先考虑的是，要加快ECFA的后续谈判。在加强两岸经贸交往当中特别要照顾台湾中小企业、弱势产业和基层群众的利益，尤其是中南部群众的利益。两岸的金融合作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包括推进银行货币结算体系的合作，鼓励两岸银行相互参股，为支持经贸合作发挥金融的作用。对于台资在大陆的企业，我们要给予特别的关心，创造条件帮助他们转型升级、扩大内销市场。

　　《人民日报》记者：最近一轮房地产市场调控，大家都非常关注，中央的决心很大，力度也很大，一些城市的房价已经开始回落。请问总理，住房价格回落到什么程度才算是达到了调控目标？另外，面对经济增速放缓和地方财政压力，楼市调控会不会半途而废？
 
　　*：出于一种责任感，我最近把从2003年开始的房地产调控认真地回顾了一下。其实我们在2003年已经提出了6条调控措施，2005年又制定了“国八条”，2006年又制定了“国六条”。但是，为什么调控不见成效？群众也在责怪我们，说房价越调越高，政策不出中南海。我听了感到十分痛心。我觉得房地产市场关系到财政、金融、土地等各项政策，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涉及到金融企业和房地产企业的利益，调控的阻力相当之大。
　　为什么这两年房地产调控在艰难中看到一点曙光，有所进展，首先是我们调控的决心坚定而不动摇；其次，我们抓住了抑制投机和投资性需求这个要害问题，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对于房地产市场，我有个基本看法，那就是：中国有13亿人口，又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对住房的需求是刚性的，而且将会是持续的。当然，我们说住有其居，并不意味着住者有其屋。从方向上看，应该鼓励更多的人租房。
　　关于房地产市场发展，我有几个观点：第一，要保持房地产业长期平稳健康发展。如果盲目发展，出现泡沫，一旦破灭，不仅影响房地产市场，而且会拖累整个经济。第二，什么叫房价合理回归？我以为合理的房价，应该是使房价与居民的收入相适应，房价与成本和合理的利润相匹配。现在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一些地方房价还远远没有回到合理价位。因此，调控不能放松。如果放松，将前功尽弃，而且会造成房地产市场的混乱，不利于房地产长期、健康和稳定发展。第三，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毫无疑问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就是说要充分利用市场这只手。但是政府这只手也不可缺少，因为它能保证稳定和促进公平。

　　《财经》杂志记者：我的提问是，今年的经济增速调低为7.5%，这是暂时性的减速，还是会变成常态性？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告别了高增长的阶段？国际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将渡过经济危机的希望寄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现在中国调低了增速会对国际经济复苏产生哪些影响？

　　*：政府工作报告作了以后，世界上各种媒体反响最大的，就是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我以为他们抓住了一个要害问题。这次我们将多年来8%的中国经济增速预期目标调低到7.5%，其主要目的就是要真正使经济增长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真正实现高质量的增长，真正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真正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摆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污染环境，走上一条节约资源降低能耗，保护生态环境的正确道路上来，真正使中国经济的发展能惠及民生。
　　这个决心是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就下了的。我们“十二五”规划设定的目标是7%，今年确定经济增长7.5%，是为了与“十二五”规划的要求相衔接。同时，我也必须说明，这是我们主动调控的结果。应该承认，由于欧债危机、外部市场萎缩，中国经济有下行的压力。但我们调低速度主要是为了结构调整。
　　我想说明的一点是，当我们宣布这个指标以后，许多国家的经济界、专家学者、新闻媒体都认为，从本质上看这是一个利好消息。因为中国经济能够克服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真正走上一条注重质量的发展道路，从根本上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
　　现在，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要把握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好通胀预期三者的关系。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47万亿元人民币，在这个基础上，增长7.5%并不算低。如果一直保持这个速度，在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更不算低。而且我们要想方设法使同样的增长速度能够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能够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我们的目标。

　　中央电视台记者：我想问您的问题是，近年来您有很多次提起要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但是现在社会上一些不公平的现象仍然是老百姓关注的焦点。请问您在任期之内还会做哪些工作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我曾经说过，公平正义比太阳还光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实事求是地讲，9年来，我们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做了大量不可磨灭的工作。首先，在法律上，我们通过修改宪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我们制定了物权法，使合法的私有财产得到法律保护。我们修改了选举法，使城乡选民具有平等的权利。我们废除了收容遣送条例，使农民能自由进城务工。在短短的几年，中国城市化率超过50%。其次，在农村，我们坚决地取消了农业税，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负担。第三，在教育上，我们实行了九年免费义务教育，对农村的孩子上职业学校实行免费，同时对大学和农村高中阶段的教育实行奖助学金制度，对困难地区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给予补贴。第四，我们建立和完善了包括养老、失业、医疗、低保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企业职工医疗保险、城市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农合已经覆盖13亿人口。这些都是我们朝着公平正义迈出的具有制度性的步伐。当然，我深知，社会分配不公以及司法不公引起群众的不满。我们必须继续推进促进社会公平的各项工作。
　　在我任职的最后一年，政府还将要做几件困难的事情，一定要做，努力做好，而不留给后人。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制定并出台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真正保障法律赋予农民的财产权利。第三件事情，实现城乡养老保险的全覆盖。第四件事情，按照新的标准全面推进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第五件事情，我们已经将教育经费占GDP的4%列入预算，我们一定要通过努力实现这个目标，并使经费合理使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最近，社会上非常关注一个案件，就是浙江吴英案，您个人觉得吴英到底该不该被判死刑？同时，您怎么看当前民间资本投融资难的问题？

　　*：我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十分关注吴英案。我想这件事情给我们的启示是：第一，对于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和处置原则应该做深入的研究，使民间借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第二，对于案件的处理，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我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已下发了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通知，并且对吴英案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第三，这件事情反映了民间金融的发展与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还不适应。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需要大量资金，而银行又不能满足，民间又有不少的资金。我们应该引导，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使其规范化、公开化，既鼓励发展，又加强监管。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正在积极考虑将温州作为民间金融综合改革的试点之一。

　　中国新闻社记者：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多年来强劲增长，但贫富差距问题也日益突出。您在最近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要努力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请问中国政府将采取哪些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让更多的人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关于缓解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我想着重从四个方面入手：第一，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使城乡居民的收入能与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适应。第二，调节收入分配。要限制高收入者的收入，包括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企业高管人员的收入，要增加中等收入者的比重。第三，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第四，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我以为在收入分配中，特别应该把握好三点：首先，就是要为所有的人创造一个学习、就业和创业的均等机会和条件，让他们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其次，要关心困难群体的生活。一个国家如果困难群体生活状况得以改善，那么整个国家群众生活的状况也就得以改善。第三，要重视财政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使共同富裕建立在制度的基础之上。

 
　　路透社记者：关于您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地方债务的问题，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全国各地方政府的债务已经形成什么样的规模？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您有什么想法呢？到底有多少债务会进行重组，还款的期限是否会延期？在应对这个问题过程中还有什么新的政策会出台？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我想明确地告诉你以下几点：第一，中国政府债务的负担率和赤字率目前处于较低的水平，低于许多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第二，政府性债务的水平是可控的、安全的。2010年，我们主动审计了地方债务，总规模为10.7万亿。2011年，新增债务仅有3亿，其中新举债21536亿，偿债21533亿。第三，对于地方债务的处置，我们将妥善处理存量，严格控制增量。对存量，主要是按分类管理、区别对待、逐步化解的原则加以处置；对于增量，今后所有的地方债务，都必须列入财政预算管理，接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第四，在处理地方债务上，因为大量的债务形成的还是优质资产，有现金流和收益。对于这样的债务，我们将通过它的收益来进行偿还。对于公益性项目，要通过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负责偿还。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我们去年已经成功地偿还了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债务。当然，在偿还地方债务中，我们也会采取市场化的办法。比如资产处置、项目转让和股权出售。总之，我们会认真对待地方债务，绝不会让它干扰中国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