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经济摊上了大事

　　曾经国外媒体把已在任10年或离任或留任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比喻为“人民币先生”。这一称呼与干了18年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美元先生”美誉类似。但周本人表示并不“喜欢”这种称呼。

　　前央行行长戴相龙2011年说过，“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较长的过程，还要经过15至20年时间。”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专家委员陈雨露认为，在2030年至2040年之间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应由现在的0.41%上升到20%左右。人民币的国际化指数已由两年前的0.02%上涨到0.41%，上涨了逾20倍，但与35%的欧元国际化程度和54%的美元国际化程度相比，人民币国际化尚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如此看来，“人民币先生”称呼应该由下任央行行长去挑战。人民币国际化意义重大，成功必将重塑全球货币体系格局，但现在仍是一个蛋等待破壳。

　　根据中国央行数据，截至2012年末，M2余额达到￥97.42万亿元，居世界第一，接近全球货币供应总量的四分之一，是美国的1.5倍，比整个欧元区的货币供应量(约￥75.25万亿元)多出不只一个英国全年的供应量(￥19.97万亿元).

　　2012年中国M2与GDP的比值达到历史新高：1.88倍。到2012年底，我国银行(行情 专区)体系总资产接近130万亿，是GDP总额的250%，一半多的资产都是与实体经济无关的“非信贷资产”。

　　2002年末我国M2余额18.5万亿，去年末为97.4万亿，10年增长了5.26倍。因此，期间央行行长理应为“M2先生”。

　　“M2先生”与“人民币先生”的区别标志是，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完成度。这才起步，路途仍遥遥且坎坷。眼见为实的现状后面或有突变，金融基础制度进步和市场金融主体激励约束机制完善才是可靠的。

　　中国M2何以如此之大？官方和市场有诸多解释，都显有理但又都属技术性解释。这些有意义的解释包括货币化进程、银行信贷为主的融资结构、高储蓄率、外汇储备过大、货币发行机制等等。

　　M2过大的中国特色但并不神秘。关键在市场主体货币需求没有自律和约束机制。概括地说，就是货币供应有问题，但货币需求紊乱才是最关键、最核心的要害。这是制度性问题。货币供应量过大对经济的危害，历史早有镜鉴。比如，二战前魏玛共和国、1949年之前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

　　供应和需求问题始终是市场经济的关键问题。斯密早已揭秘这个密码：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就是通过价格信号自动调节市场供求关系，让市场保持动态平衡。而需求必须是真实的有效需求。非理性需求和价格信号错误只能也只会创造虚假繁荣——泡沫。

　　中国M2过大真实原因是经济由政府主导和经济主体性质决定的。准确的说就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地方政府、国企和国有银行没有预算硬约束、缺乏自律野蛮扩张导致的货币需求紊乱，货币供应并非主因。

　　在中国，现行体制和机制下，再多的M2也可以被消耗、再多的M2也可以创造出来。就以新年1月份为例，信贷井喷达到1.07万亿且不是央行主动中国式“约谈喝茶”会更高；社会融资总量达2.54万亿、同比多增1.56万亿，再创历史新高——没有最高只有更高了；据Dealogic数据，1月份共有23家中企发行美元债券超过92亿美元，其中房企就占17家发债额达67.5亿美元，这个额度为去年全年房企债券融资额的70%，且利率达到历史最低水平——也有12%左右。

　　以上今年1月份金融数据表明了，中国的融资需求是一头怪兽，再多的供应都难以满足。M2中国早已全球第一并还将继续创出人间奇迹。即便如此，持续几年的民间高利贷依然火爆，去年民间借贷利率普遍还在40%上下，民企不是成片倒下就是跑路潮。

　　中国经济和金融资源配置状况现实就是，国进民退、国热民冷、国扩民缩。地方政府、国企和国有银行三位一体结盟垄断享用金融资源，2008年之后更如同脱了缰绳的“骏马”一般，在中国四处野蛮扩张：挖空地球、填满天空、产能过剩和超前建设等。制度性问题靠技术手段难解。

　　M2过大是货币需求紊乱而不在供应上，这可以通过中美两国金融数据对比验证。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四轮QE通过购买国债和MBS向市场投放美元流动性约2.5万亿，但美联储超额准备金账户上，比危机前多出了2万多亿美元——所印美钞市场溜达一圈又返回美联储。而中国央行对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强制缴存到20%的比例。由此可见，两国差异不在央行的货币龙头的松紧，而在市场主体的欲望有无自律和约束上。

　　即便今年以后M2增速降为13%，五年内M2必然突破200万亿元人民币。中国经济真能再来100万亿M2洪水冲刷吗？

　　M2过大且未见任何减弱趋势问题，终将让中国经济摊上大事！病症不清乱开药方，会把病人“医”至最危险境地。不解决市场主体货币需求紊乱也即制度性问题，任何措施都将是白搭，甚至进一步加害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8%增速还能保持20年？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先生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第二场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中国还有20年保持8%的增长潜力，主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

　　林毅夫表示：“当然这只是一个潜力，要挖掘这个潜力需要克服非常多的困难，但如果把这个困难克服了，这个潜力也就可以实现了。”

　　不过，《第一财经日报》采访的经济学家对这一观点仍有分歧。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张永军认为，我国在2020年前都能保持7%以上的经济增速，2020年后经济减速的风险将加大。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全球经济调整时期，经济增速可能会被低估。

　　长期高速增长风险大

　　林毅夫认为，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比较起来有一个优势，叫做后发优势。发达国家在过去这100年来，平均每年的人均收入增长是2%，加上人口增长1个百分点，所以他们平均经济增长率大概是3%。但是发展中经济体，如果懂得利用在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上的后发优势，那么可以一倍于或者两倍于发达国家增速的速度来发展，而且可以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林毅夫表示，整个东亚经济模式是一样的，如果日本、韩国、新加坡利用这个后发优势，可以维持而且实际上实现了20年每年7.6%~9.2%的增长，那么，利用同样的后发优势，中国也应该有潜力维持20年每年8%左右的增长。

　　不过，对此说法，张永军表示怀疑。他表示，2015年以前保持8%甚至略高的经济增速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2020年之前可能还会保持7.5%左右的速度，但是2020年以后是否还能保持较快速增长，风险就比较大。

　　他认为，分析长期增长主要看潜在性增长率，这与劳动投入、资本投入、技术进步都有关系。2020年以后，我国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劳动力总量减少更快，人口结构还会影响国民储蓄率，从而资本投入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在2020年之后增速可能会出现下降。

　　鲁政委则认为：“全球经济调整时期，我们都会低估未来可能出现的增长潜力。”1997年至2003年时期，也曾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不可能再恢复8%~9%的经济增速，但此后也创出了新高，现在的形势与当时有相似之处。

　　经济增长压力或成“双刃剑”

　　张永军表示，要实现较高经济增速，首先总需求扩张步伐应该跟上潜在经济增长率，这就要激发总需求，比如城镇化对消费、投资都有拉动作用，但要顺利推进城镇化，还需要相关制度改革来配套。此外，保持经济增速，需要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宏观经济调控要较为得当，避免经济大起大落，这些都比较关键。

　　对于这两年经济增速目标实现的情况，张永军说，去年实现7.5%的经济增速目标有些压力，尤其是前三季度经济持续减速，使得目标能否实现存在悬念，随后由于宏观经济政策放松，四季度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势头，实现了去年的经济增速目标；今年来看，实现目标的条件更好一些，压力较去年会小一些，经济增速达到8%甚至更高是有可能的。

　　鲁政委认为，就全球形势来看，美国经济恢复缓慢，但能源背后的技术崛起可能令这个全球能耗大户减少对能源的依赖，这也能惠及中国，而欧洲通过劳动力、福利改革，也会有不错的成长。

　　而对于中国来说，“坏消息是劳动力的绝对减少，但好消息是高校扩招提高了劳动力素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后也培育了很多技术人才。”鲁政委表示，这些可以抵消中国经济增速的不利因素。

　　“减少政府干预才是成功的关键。困难恰恰来源于我们的成就，这么多年发展让我们形成了政府无所不能的概念。”鲁政委说，当前无论是产能过剩还是政府负债，都是因为政府“管太多了”，通过未来经济增长压力或债务压力，或可倒逼政府厘清职能，放开管制。

来源:观点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