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对话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

　　衍生品监管困惑

　　宋鸿兵：美国总统奥巴马17日公布了全面改革金融监管的方案。这一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监管改革，目的是为了确保当前的金融危机不再重演。7月4日，在北京举办的“全球智库峰会”全球消费储蓄与金融安全分论坛——金融安全专题，就会谈到“全球金融监管模式的建立与组织改革”这一话题。

　　张健华：这个话题对中国很有借鉴意义，比如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中国的金融监管相对其他国家来说，是比较严格的。那么，金融衍生品既然是造成本轮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那么我们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还要不要发展？金融衍生产品创新还要不要鼓励？或者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要管到什么程度？我认为，既然国际上出了这么多问题，中国就要小心，但该走的还是要走，该迈的步还是要迈。

　　宋鸿兵：我觉得这个话题倒是比较有意思，比如信用违约调期，中国应不应该发展？只有两三个数学博士能搞明白的定价，其他的投资人怎么去判断风险？

　　张健华：对。大家都承认金融衍生产品过于复杂是不对的，金融衍生品的发展要和实体经济结合在一起。但是这个度很难把握。有人说现在很多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已经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但马上就有人反驳，金融衍生品的设计也是根据实体经济的需求来的，有人要避险，要搞对冲，我们才会开发出这种产品。

　　宋鸿兵：究竟这个度是什么，在理论上很值得探讨。金融衍生品要和实体经济相关，但相关到什么程度，或者虚拟到什么程度？目前在理论界有没有比较准确的定位？

　　张健华：现在还没有。

　　金融资产对消费倾向的影响

　　张健华：其实我对消费和储蓄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也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跟踪研究。目前在做的是调查中国人的消费倾向，结合金融资产的结构研究消费的问题。中国一直在讲要扩大内需，那么扩大内需的着力点在哪，未来扩大内需不应该完全依靠政府消费。

　　宋鸿兵：民间消费非常重要。

　　张健华：现在中国的储蓄率很高，尤其是老百姓的储蓄率高，银行的负债率低。接下来，如何引导个人消费？其实影响消费的参数很多，比如外部因素里的社会保障问题——医疗保障、子女教育，还有文化传统和消费结构，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对消费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我的研究想从居民的金融资产对消费倾向的影响入手试图寻找一些规律，比如家庭的金融资产的变化对未来的消费预期有什么影响。现在正在设计数据库和相关的模型选择。

　　宋鸿兵：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同时也是非常复杂的课题。金融资产升值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很大的模糊性，一般而言，金融资产升值可能会刺激消费欲望，但也不完全如此，比如股票、房地产升值，也有可能将家庭更多的资金吸引到金融市场去赚取更多的投资回报，从而实际上减少了用于消费的资金。

　　消费的实现取决于两个因素：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金融资产的升值提高了消费的能力，但不一定能够提高消费的意愿。消费意愿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同的社会层次、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对经济走势的看法可能都会影响消费意愿。因此这个数据库和模型的建立是件很有挑战的工作。

　　张健华：这正是央行的优势，我们的数据积累和研究力量能够使我们处在一个独家和权威的地位。我们的研究局是央行内部规模最大的部门，如果加上事业部门，总人数超过了100人。

　　宋鸿兵：用什么分析方法呢？

　　张健华：分析方法已经有了，也开发了一些模型，还在完善。丹尼尔·麦克法登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四篇主要的文章里，有一篇就是研究信用卡市场，在不可观测的一些现象里，他找了一些方法去替代。有些人的行为是很难以定量计算的，他就通过一些替代变量去量化这些行为。

　　找替代变量是一种变通的做法，在理论上也能说得通，最后实践验证这个结果是可靠的。

　　当然，在研究中，美国一些研究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和消费行为之间关系的成果，不一定完全适应中国。因为中国居民的资产结构分布和美国完全不同，储蓄率也天差地别，金融危机前，美国的储蓄率几乎为零，现在虽然恢复了一些，但也只有百分之五点几，还是远低于中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消费心理是完全不一样的。

　　宋鸿兵：是的。不同国家的国情可能也会影响消费意愿，如日本和美国的消费模式又不一样。

　　张健华：虽然同样是发达国家，日本和美国的消费理念迥异。在不同的社会体制下，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表现。现在我正着手建立数据库，这是最基本的前提。

　　国有商业银行投入产出率提高

　　宋鸿兵：这次的“金融安全”专题会有一些银行的高管参加，他们比较关心银行业的绩效评价。据我所知，之前股份制银行的投入产出比，要比国有四大行高。不知道现在的情况还是不是如此。

　　张健华：我们也对这个领域进行过研究。早在2002年，我们就比较了四大类银行的投入产出比，他们是：国有四大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当时，我们发现股份制银行的绩效最好。这几年国有商业银行的投入产出比也上来了，因为进行了股份制改造之后，影响投入产出效率很重要的因素都好转了。要注意其中一个比较大的因素是风险管理，主要影响它的是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率高，投入产出率一定是低的。四大行在这个方面进步很大。我们正在收集最新数据，来看看金融危机之后，谁是这四类银行中的绩效最好的。

　　国际金融市场

　　张健华：据我所知，环球财经研究院做了很多国际金融市场方面的研究，我们也有一个处在专门研究国际金融领域。

　　宋鸿兵：我们目前关注的焦点就是美国的国债市场会不会出问题，这主要取决于全球的资金量与美国新增国债量中间有多大差距，还有全球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总的损失规模。

　　一位中东的重量级银行家最近告诉我，中东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损失了三万多亿美元，这些都是真金白银的投资损失，而并非市值缩水，比如投了花旗银行，投了通用公司的股票和其它金融衍生产品，他们的一些股票从77美元跌到了几美分。其中，沙特的损失最为惊人，人们往往知道沙特是石油大国，其实，它的有色金融矿产资源同样相当丰富，由于在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一些巨大的镍矿等有色金属矿的大亨们正在试图寻求与中国方面的合作。

　　在这次“金融安全”专题上，我们还邀请了中东巴林王国的国务大臣出席。巴林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损失不大，它的商业银行成立早于其它中东各国，早在1901年就成建立了现代的银行，70年代就已经模仿西方国家建立了一整套金融体系，甚至比现在大家熟知的迪拜还要早。而且主要的跨国金融机构的总部都设在巴林，比迪拜还多。可以说，巴林实际上是真正的中东资金运作的中心，这次巴林的国务大臣曾经是主管金融财政的部长，他将分享巴林在金融危机中的一些成功经验。

　　张健华：我们也非常希望了解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经验，希望这次全球智库峰会能够多提供这方面的信息。最后，衷心预祝这次峰会能够圆满召开。

　　宋鸿兵：谢谢您宝贵的时间。希望在论坛上听到您在“金融危机与中国四类银行绩效比较”的发言中精彩和权威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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