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评校长推荐制--北大毕业生痛斥“庸俗势利之官僚北大”

校长推荐制●教育公平性●北大灵魂

--北大毕业生痛斥“庸俗势利之官僚北大”　　

最近媒体和网络对北大实施“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进行了广泛的报道，提出了各种反对意见，但是好像都无关痛痒，北大依旧我行我素。我从北大毕业数年，从当年的抱负理想，书生意气到现在的社会现实，世态炎凉，几经沉浮，不得不学会了“冷眼看世界，万事两面观”。今天眼看此事又要无声无息，蒙混过关，终于忍无可忍，因为北大校长推荐制这个先例对于中国未来高考制度的改革方向和中国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将产生巨大影响，所以还是由“自家人骂自家事”吧。实际事情并不复杂，要指出问题，就要向鲁迅学习，评论应该如匕首，如投枪，针针见血，不留情面，以促其早日整改；而非点到即止，中庸退让，含蓄天真，最后我说你听，改与不改，不了了之。　　

提案的来源和论证过程？　　

首先不知是北大哪个部门最先提出的这个提案？又是哪个部门通过的这个提案？不知到做了哪些论证过程和调查研究？　　

   对于批准这个提案的部门，对提案涉及的几个重要环节的问题是如何论证通过的，又对每个环节采取了哪些制约措施保证不会出现问题？　　

1.        校长怎么可能了解全校几百名毕业班学生的真正素质能力？校长推荐的选拔标准是什么？（为什么不是学生自荐或班主任推荐，究竟谁更了解学生的真正素质才能？）　　

2.        推荐权集于校长一身，这种权力如何保证不被金钱或上级权力部门腐蚀，产生徇私舞弊？（看看已发生的高考虚假民族加分和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就可以知道当下中国在高招环节是怎样的不择手段）　　

3.        如何防止主观人为因素决定的北大面试不被权力和金钱腐蚀？（看看北大的保研门，北大凭什么就认为自己的招生环节没有人为因素影响呢）　　

4.        西部落后地区，农村和贫困家庭学生如何在面试关获得公平的起点？（不一样的教育投入和师资使这些学生已经落后在起跑线，如今还要通过优势重点中学建立一个完全排斥这部分学生的特殊通道）　　

5.        对于真正的偏才学生，降30分能多大程度解决问题？此制度的有效性究竟如何？（对于象钱钟书这样数学考10分、　吴晗　先生那样数学考0分的偏才，有什么作用呢？）　　

这5个问题环环相扣，一环出现问题则制度全盘失效，并只能是异化为有特殊家庭背景学生的高考绿色通道。简单计算一下，也许更清楚。如果每个环节的控制率为80%，5个环节累计起来，这个推荐方案的最后效果为33%，等同于基本失效；如果控制率为70%，最后效果只有17%，已等同于完全失效。实际上在现有中国环境和体制下，每个环节的控制率哪个会高于80%呢？简而言之，对于真正扩大招收选拔偏才，这只是一个貌似合理实际不堪仔细推敲的“垃圾方案”而已，除了顶个选拔偏才之名，没有任何实际有效的具体规范化的流程内容和可控性。这个问题，如果是从事教育行业的人士应该一眼即能看透，所以以上分析可以为前教育部发言人“一道美妙而难念的经”的说法做一个注解了。更为严重的，这些“招生专家”避而不谈的，是这个提案表面光环下所隐藏的对中国高等教育人才选拔公平性的实质破坏和深远危害。　　

国际上“校长推荐制”的真相  　　

对于有关部门所谓校长推荐制是国际通行做法，引入是与国际接轨的说法，看看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告诉中国人民的真相吧。　丁教授于199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社会学家和思想家丹尼尔·贝尔，对大学制度多有研究。他对香港、美国与中国内地本科招生制度设计进行了清晰的分析和比较：　　

首先对于美国名牌大学和大多数高校而言，包括中学成绩和标准化分数在内的学术成就，始终是最重要的录取指标。推荐信只是众多评价材料之一，甚至不是主要的参考依据，更不存在“中学校长推荐上大学”的做法。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推荐信的作者一般是由学生高中阶段主要科目（如语、数、外、自然、社会等）的任课教师（最好是最后两年的任教者）所写，包括学术性的推荐信和对学生人格、社会服务、EQ的非学术性的综合人格的推荐信。而根本不是中学校长来推荐学生。　　

其次，美国所有比较好大学的招生标准都是“往上走”，而不是“往下走”。 对比美国前5名的大学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加上麻省理工学院或加州理工学院，招本科生的制度通常学生SAT至少要考到2360分以上；此外必须在其他方面有非常多的additional(额外)的东西，来说明学生比2360分高得多的才能，包括以前做的实验、社会服务、推荐信、在学生团体中担任过领袖式人物的经验及特殊才能，根本不存在国内高校那种降多少分录取的情况。在香港8所公立大学招生方面，也是“往上走”的自主性，而非“往下走”的自主性，从没有看到哪些学校尤其热门专业要降低自己的录取标准吸引考生。所以按照国际惯例推荐信只能是锦上添花，帮助学生往上走，而不是把标准往下降。通常都是学生满足了入门需要，推荐信才能起到衬托作用，如果你连门槛都进不去，推荐信就很难起到改变命运的作用。　　

由此可以看出，推荐制的核心理念在于，用推荐方式作为笔试成绩的有益补充，来多元化评估学生，录取底线合格以上拥有特殊优异才能的高素质学生，是在分数已达标的学生中优中选优，只有了解学生的班主任或任课教师才有资格推荐。而现在这个中国特色的这个校长推荐制的奇怪之处在于：1由校长而非任课教师推荐，由并不真正了解学生的人来决定推荐谁；2.推荐制降低标准30分，而不是在达到同等最低录取分数线的前提下发挥作用。宁可从低于录取线30分而不去从低1分甚至达到录取线以上的学生范围中去选拔特殊才能的学生。.须知高考每差1分全国名额可能就相差上千学生。难道差1分的不比差30分的偏才学生更好吗？我没看出其中的道理，倒是看出了这种精心设计的另外一面后果：明明学生可以　从　老师获得推荐信后直接自荐，却要校长决定谁有权被推荐；从差几分的学生范围中都选不过来，却要扩大到30分范围。这样设立权力门槛，增加降分空间，于选拔真正人才无任何益处，对成为特殊腐败通道倒是必不可少。这些专门从事教育招生工作的人难道不懂得其中差异吗？真不知是出自哪些招生专家的良苦用心。　　

中国的现实环境 　　

在当今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各方面包括教育领域法律法规制度还没有得到健全，物质财富高速增长的同时人民的精神文化素质却没有同步提高，造成中国社会诚信缺失，道德滑坡的普遍现象。教育领域内的腐败和权力寻租现象也层出不穷。刚刚发生的重庆中学冒充少数民族违规高考加分事件和北大经济学院的“保研门”，都无可辩驳的说明招生环节的公平性在客观硬指标条件下都极易受到人为因素破坏，可想而知，如校长推荐制方案设计中通过中学校长选拔和大学面试这样依靠完全的人为主观标准的招生制度，究竟有多少腐败抵抗力？联系到选举中央委员都有“带病被选”的问题，如何让人相信中学校长能抵御权贵的腐蚀，特别是省市区县教育局等上级主管部门的特殊要求。所以这个推荐制到最后只能会演变成前台做戏，后台交易的权钱交换的新舞台；素质的竞争演变为后门的竞争；沦为权力推荐或者金钱铺路的遮羞布，挡住那些真正出类拔萃的普通百姓子女就读名牌大校的通道。 　　

西方管理学的漏洞原理表明，如果管理存在制度性漏洞，事情就一定会向更坏的方向发展，这个原理总是在实践中一次又一次地被证实。最新被披露的绍兴一中73名以体育竞赛获奖者身份被加20分的高考生中，有30名其家长为政府官员与事业单位领导，有19名其家长为企业老总，只有8名考生是田径、球类、游泳等运动项目获奖取得高考加分资格。高考加分变权势榜，加分考生家长非富即贵。另据统计从80年代至今，农村孩子在北大清华的比例不断降低。是农村学生智商下降，还是考试制度出了问题？答案从这里可以清楚看到：2009年4月北大招生负责人做客人民网时曾透露，根据往年的统计北大近几年在北京录取的考生，40％以上都存在加分投档的情况。所有这些都让人不由想起 2004年，联合国主管教育权利事务的特别调查员来华考察离开时，她抛下一句把所有闻者当场噎住的评价：“在保证教育权利方面，贵国连非洲的乌干达都不如！”　　

再看看下面这些北大避而不谈的一些网友的真知灼见，再一次证明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以前保送生也要中学盖章，没有校长同意能盖吗？但保送制度后来变成了什么样子？信校长不如信考分！”，“高考有过很多“看上去很美”的加分、保送制度，但若干年后，加分政策被指成为权贵盛宴，自主招生也时有丑闻爆出。”，“这种事情见得多了。我们校长儿子就是这么走的。”，“这样的改革，会改掉分数面前人人平等，“革”出利益输送渠道！”，“但愿北大的中学校长推荐制，惠及的是‘有才学生’而不是‘有权校长’！”　　

出于中国的现实国情，在招生制度的设计流程上本来就应遵循避免主观人为因素的最基本原则。看看中国高考制度已经有的不同程度滥用的名目繁多的加分：艺术特长加分，民族加分，三好学生加分，自主招生考试，直接保送等附加政策，这其中的诸如航模之类没有含金量的体育加分、没钱玩不起的艺术加分，已经人为制造了许多不平等，现在如果公然在分数上做起了文章，分数的客观性还有什么意义呢。“保送生制度”今天已经异化为“荐良不荐优”，甚至变味为更恶劣的“推劣不推良、送官不送民”，所以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早就建议：中小学的“重点学校”制度完全违反义务教育法，造成强烈的择校热，应该停止。保送生、特长生、定向生、国防生、三好生加分等政策，也都应予取消。在如此前车之鉴下，在推荐制度设计的人为主观因素过多，防腐败监督体制和选拔的有效性问题都没有解决，网上民意调查显示超过70%的人反对，也没有对社会质疑声音给予满意答复的情况下，北大就匆忙上阵开始试错式的实行，无怪乎网友口水纷纷，怀疑这又是北大某些人“行改革之名，实自己之利”进行的又一次挂羊头卖狗肉的表演，是招生办为自己的权力寻租开了一扇方便之门，为现代中国社会特色的拼爹游戏开辟一块新的战场！真是不知道，这样漏洞百出，公然为特权阶层设计，侮辱教育以人为本基本理念的虚伪方案，是想证明设计者是猪脑子还是把全国人民都当成猪脑子？　　

教育公平性的重要　　

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即规定“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这种权利“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 两千年前我国古代的大教育家孔子也提出“有教无类”的朴素教育民主思想。历史早已表明，不公平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破坏力，而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全国人大代表更是早就直言 “没有教育公平，便没有和谐社会”，因为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平等。一个国家教育发展的根本目标就是通过政府提供的公共教育资源能够让所有人都拥有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公平机会，从而实现社会不同阶层的人才流通通道和上浮机制。同时这也是市场经济环境下促成个人奋斗成功，实现社会人才良性竞争的基本前提。教育资源如果也趋向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逐渐向有权有钱阶层倾斜，只能造成强者愈强，赢者通吃的不公平社会竞争，加剧社会两极分化，成为社会贫困和犯罪的最终根源。如果教育部门一边喊着要取消重点，实现教育资源共享，还公民平等教育权，一边却在现有高考制度上又增添一块短板，这势必加剧教育的马太效应，人为的从“从孩子抓起”制造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　　

现行高考制度的设计目标起码能够基本做到或接近做到在全国范围内，对在同一起跑线上的高中学生的刻苦努力程度和智商进行比较公平的同一标准的选拔。这种依靠客观选拔标准的公平精神是中国解决教育资源有限性问题之前必须要坚持的，因为包括北大在内的中国绝大多数大学都是公立大学，由全体纳税人所养。放弃这一公平原则，现有中国经济和道德环境下，所有优质的教育资源必然会在利益机制的驱动下被少数官僚和资本阶层彻底垄断，占95%的中国平民阶层永远丧失接受北大清华一流高校最好教育的机会，形成21世纪在“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被废除100年后的现代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倒退回还不如封建科举制度公平的历史奇观。象北大这样的名校更是彻底沦为贵族子弟学校，从此再无俞敏红，刘墨涵这样的贫民学子精英。　　

在中国高等教育选拔制度设计上，高考“一考定终身”的缺点显而易见。但是这种方式确实是教育资源有限的国情下能够保证公平，公正的唯一选择，也已被视为关乎社会公平的底线，体现着一个社会“机会面前人人平等”的制度承诺，寄托着无数青年的理想和无数家庭的希望。正是分数为那些没有任何其他社会资源的平民，提供了改变命运的唯一渠道和希望。高考公平是中国的道德底线，是中国公民对国家制度的信任底线。所以在今天的中国高考首先不是人才筛选机制，而是进入高等教育大门以及随后进入更高社会阶层的机会的分配机制，不是一项工具性的人才培养机制，而是一项属于社会价值本身的公平实现机制。在当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阶层分化趋于固化的背景下，维护弱势人群对社会机制的公平感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现实意义。况且教育体制改革和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两者本来就不存在任何矛盾，目标方向也是一致的。在中国这个以民为本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任何牺牲公平的教育改革本身就是方向的错误。改变依赖分数录取容易流失偏才的高考弊病，根本上是要通过增加特殊科目考试等措施，彻底改革录取标准的考量体系，而非简单降低录取分数线就能简单解决的。　　

须知人才成长最主要的两个条件就是家庭教育影响力和学校教育影响力。而在中国小初高12年不间断的现行教育体制下，同一个学校，同样的老师，同样的课本，家与学校两点一线的生活中，学生的差异化能来自哪里呢？家庭因素就是唯一变量了。学生学习成绩以外其它方面的才能和特长只能是家庭的额外投资再教育和父母自己的再教育。在中国社会发展现阶段，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对于广大西部落后地区，农民和所有贫困家庭的学生，由于经济条件和父母素质所限，这些学生从家庭获得的教育影响力极为有限或基本为零，政府的公共教育学校资源是他们成为人才的唯一途径。学校教育的“1条腿”和家庭学校教育的“2条腿”相比，他们已经输在了起跑线。在这种现实教育条件下，校长选拔标准本身和北大面试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的选拔制度，因为选拔高素质有才学生=选拔家庭条件好的学生=选拔素质高条件好的家长后代，选儿子变成选老子，又开始“拼爹”了。12年教育本身的作用又在哪里呢？所以说，即使100%解决了上面5个前提条件，这种选拔制度的设计本身就已经排斥了所有家庭条件不好的学生，是个表面合理而暗含不公平性的先天缺陷儿。　　

从地区不平等看，北大选定的可推荐中学都是省会和直辖市的重点高中，这些学校的学生不仅要从小层层上补习班、请家教，而且许多家长要支付择校费。结果，上这些学校的学生大多数出身于中高产家庭，穷人子弟、民工子弟则很难问津，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贵族学校”。推荐制的出台就好像大家比赛万米跑在标准的田径场跑道上要跑25圈。这些重点学校的学生由于师资和教育投入的优势，比起一般的学生来等于“抢跑”了至少一圈。但是，他们居然最后还跑不过人家。这时北大突发奇想地决定：那些“抢跑”了也跑不过人家的学生，经过校长推荐，成绩可以人为缩短半分钟（即降低30分录取）。这还叫比赛吗？　　

从同校不平等看，由于“实名推荐”不重学分重素质，实际上就将推荐标准变成了“橡皮尺”。因为素质看不见摸不着，一个埋头苦学成绩名列第一但只是普通学生的人，与一位成绩在前10名之内、但却是党员、校团委或学生干部的学生，谁的素质高呢？更何况政治素质好者，其学生干部身份也可能是家长打招呼或本人钻营得来的，若如此，校长推荐的选拔标准本身就成了问题。还有更难接受的，假如重点中学内有校长所在市、县领导干部子女或特别“豪爽”的老板子女，给校长打招呼要求推荐后，校长们可以大行“潜规则”而不必担心被查处，甚至可以振振有词地宣称市长厅长局长或亿万富翁老板们学分排名在10名至20名的子女，其“素质”高于前3名之内的普通家庭子女。素质高不高，校长说了算，这还叫公平推荐吗？　　

众所周知，美国NBA篮球队比赛之所以精彩纷呈，比赛水平世界第一，最重要的就是每年通过弱队对大学联盟最优秀球员的优先选择权，保持了所有球队的竞争力。美国常春藤名校联盟如哈佛，麻省理工每年也刻意从贫困阶层的家庭招收一定比例的学生，以实现公平教育的理念。从此角度上看中国教育，正应该学习国际这种思维模式，实行人才与教育资源的“逆向流动机制”，最优质的教育资源优先向社会弱势和贫困阶层倾斜，才能真正缩小人与人之间物质上的“贫富差距”和精神上的“素质差距”，达到社会和谐，实现全民富裕的社会主义。　　

2个北大　　

一直以来，媒体对北大的负面报道不断，当然也包括这次校长推荐制，北大动辄就成为千夫所指，在我看来真是无奈又冤枉。因为现在的北大实际是两个北大，一个是代表民主科学精神，提倡思想自由，追求学术造诣与人格品质的北大，包括绝大多数学生，教　师和　教授，是他们保持了学术的良知，组成了爱心社，阳光志愿者协会，用知识和爱回报社会，代表了真正的北大；一个是代表官僚意志和社会导向的庸俗势利的北大，包括北大的各级组织机构和行政人员和部分学生教师，前者使北大行政官僚化完全等同于一个政府单位，把高校办成了党校，大学体制行政化，管理衙门化，学术官僚化；后者来北大是为了功名利禄，镀金学历，完全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使大学充满铜臭气，学术腐败，论文剽窃层出不穷。正是这两者现在逐渐主导了北大，使北大变得越来越缺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步步变成贵族学校，走向衰退堕落。　　

对于提出这个提案的北大招生办和相关上级部门（北大授课老　师　教授一般没有行政权），作为具备多年招生经验的这些行政人员，由于常年和各地区学校和教育部门联系，对于现行高考制度的公平性实际效果，各地区和同一地区各学校学生素质的差异情况应该都是了然于心的。前面分析中指出的这种推荐方案对于真正选拔偏才，在中国的现实国情下肯定是无效的，只能加剧对平民阶层学生，特别是西部地区，农村，贫困家庭学生的不公平，这些“招生专家”难道心里不明白吗？如此迫不及待的借改革名义损坏中国教育的公平性基石，把北大之门公然向权贵官僚倾斜，无疑又是为北大百年名誉抹黑泼墨。　　

人大前政治系主　任张鸣　教授说：“大学现在的风气是衙门化、*化、帮派化。一把手就是县太爷，机关行政人员是六房胥吏，教师们是三班衙役，学生是百姓，完粮纳税还战战兢兢。”“高校已经成为一个官场，不仅有官场的结构，还有官场的文化，官场的行事方式。”“现在中国高校体制行政化、管理官僚化衙门化，已经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在学校里，当官的不仅握有行政资源，还有学术资源”。“现在官大学术大！你只要当了官你就掌握各种评审的权力，那么别人的晋升、评奖、拿项目以及学校的什么各种硕士点、博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学科基地的评审就掌握在你手里了”，“你要不听我的，职称评不上，课题没有你的，奖金自然没有了，甚至你的补贴也会没有”，“所有东西都认官不认学，这是中国学界的一个特点”。现在学术机构的行政官僚化，使得当今中国的教育思想的解放程度还不如民国时期，须知那时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还是可以自主决定学校的办学方针和聘用教师的人选，而现在的大学校长只是一个挂有学术头衔的为命是从的政府官员而已。今天大学的行政官僚化可以说是教育体制上的一种巨大倒退。现在大学里已经没有多少人想着如何提升科研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大多数人更多想着的是如何兼职授课赚钱和提升职称待遇，而学校里的行政人员不仅掌握着教学人员的命运还享受着更高的职务待遇，整个大学完全就是一个行政机构。效率低下，分配不公，能干的不如能说的，这些官僚机构的弊病学了个十全。　　

伴随着高校过度行政化的还有层出不穷的学术腐败。就连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也是丑闻不绝于耳。2002年的社会学系王铭铭、蔡华分别被指剽窃；2004年英文系黄宗英剽窃曝光；2005年，　历史系　教授何顺果剽窃被揭露；树欲静而风不止，接着，北京大学长　江特聘　教授　刘晓为　博士被指学位“造假”；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被怀疑“冒充”德克萨斯大学校长助理；北大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夏文斌剽窃成为丑闻；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　傅军　教授造假败露；最近的丑闻是耶鲁大学生物学教授Stephen Stearns指责北大学生剽窃，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近几年，一个小小的历史系，接连培养了范美忠、王益这样的学生；一个小小的光华学院，就接连发生邹恒甫事件、何志毅事件。这些学术剽窃丑闻，这些学校行政化之后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加上中文系　那些大　教授与彼此家眷、研究生之间的丑闻。好端端的博雅塔、未名湖和北大图书馆现在可真的成了“一塌糊涂”。　　

看看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日前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对中国大学的批判，也许能让中国的高等教育真正开始反思：　　

“他们的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而校长的退休，与官员的退休完全一样，他们必须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他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他们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中国这一代教育者不值得尊重，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授。”“红色中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一些民办教育，基本是靠人头计算利润的企业。”。对于通过中国政府或下属机构“排名”、让中国知名大学跻身“世界百强”的做法，施密德特引用基尔克加德的话说，它们在做“自己屋子里的君主”。中国大学日益严重的“官本位”体制，施密德特也深感担忧，他痛心地说：“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 “文科的计划学术，更是权力对于思考的祸害，这已经将中国学者全部利诱成犬儒，他们只能内部恶斗。缺乏批评世道的道德勇气。孔孟之乡竟然充斥着一批不敢有理想的学者。令人失望。”施密德特认为中国大学不存在真正的学术自由，他说中国大学“对政治的适应，对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损害了大学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　　

北大的灵魂 　　

北大作为中国最高学府，应该是一块思想高地，一座精神宝库。它的思想境界，它的精神魅力，无不应该闪耀着时代进步潮流与社会发展的光芒！它应该召唤着莘莘学子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为民族复兴而求知，激励学子们以天下为己任、勇于担负起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重任！从一个民族来说，需要有一个精神的支柱。北大就应该提供这样的精神力量。如果没有了一种精神，北大将不再是北大，和一所普通的高等专科学校没什么区别，无非是训练一个人找到好工作的职业训练所。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的传统在北大薪火相传，构成一种恒远而不具形的存在，是北大不朽的灵魂。北大，不仅传播科学理念、教授先进知识，更重要的是它对学子和所有中国人灵魂的塑造：求真、向善、崇美。　　

北大的诞生之日起就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绑在了一起。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会冲向前线，在正义的力量被压制的时期就会有人拍案而起。正像鲁迅1925年说北大“校格”是：“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 1912年，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指出：“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其追求，往往虑及久远。”作为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校训。今日之中国，北大更应该将这种精神发扬光大，海纳百川，面向社会所有阶层打开大门。北大为全中国人之北大，而非有钱有权人之北大。以教育为本，把全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学生培养成社会杰出英才是北大的历史使命；而非以招收更多社会背景的学生为本，依靠招收全中国各省市最优秀的学生托起北大的光环。北大应将“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真正致力于全民族素质的提升，为什么不在所有大学中第一个率先免费开放所有课堂和讲座的网络视频，实实在在给所有的中国青年一个求知解惑的课堂和永远的精神支点。　　

我的建议　　

北大校长推荐制的实施，由于设计流程中人为因素的不可控性，可以预计只能造成10%的效果有利于招收偏才，而90%的效果将严重破坏高考公平性。北大开启这个先例如果没有得到遏制，可以预见不远的将来，在利益驱动下，全国600多所大学必然群起仿效。按照最少每校可以推荐3%（北大行政官僚的说法是原则上3%），50-100人计算，相当于在高考制度体系内单独开通一个3-6万人的特权通道，将使全国范围内未来高考制度的公平性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和践踏，直至彻底崩溃。北大绝不应该成为这种损害全民公共利益和平等教育权利的“始作俑者”。 所以我建议　　

1.          鉴于现有“校长推荐制”的制度设计显而易见将成为资产权贵阶层隐性的特权绿色通道；而且即使不受人为因素左右，最理想的情况下也将偏向于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学生，所以我建议征集网友签名上书教育部部长，在没有解决录取公平性的问题前，暂停这个政策的实施。　　

2.          如果不能立即停止，我建议可以考虑更改录取流程：学生参加高考—考分在录取分数线30分范围内，可以凭班主任推荐信向北大直接申请面试—北大审核申请材料，确定面试名额—北大组织面试委员会评审组，根据申请专业电脑随机分配面试对象。总之，可以流程化处理的环节应尽量避免人为主观因素的参与机会。　　

3.          如果不能立即停止，也不更改流程，则建议干脆不如北大直接预留部分名额，明码竞拍，根据捐款金额大小分配招生名额。至少这样钱花在明处，可以上交国库也可拨给贫困学生助学，总胜于现在“捐款”暗中流入从中学校长，招生办负责人，面试考官到各级相关领导，甚至还有不知几层的中间人手中。　　

文中有多处引用同道中人的论点及论据，为精力计就不一一标明出处了，有兴趣的同志可以再重点词搜索一下，并且声明任何报刊媒体都可以直接转载。本不想说，在现在一个“皇帝的新衣”童话般的世界里，说真话往往也无法唤醒麻木的民众，还要付出很大代价。但正是和广大北大校友一样无比热爱北大，才更希望北大能去掉所有的精神枷锁，重新焕发思想自由的光芒。　　

在现阶段，如果让这个一小撮人炮制的所谓校长推荐制蒙混过关，那么对于寄希望于此制度试行后由于种种缺陷可能被叫停的善良和天真想法，我只有悲哀和怜悯，因为这些人根本不懂得中国社会潜规则的厉害，利益机制的惯性必然会将各个方面润滑得天衣无缝，并且此风愈演愈烈；这些人更不懂得事关自己利益与命运的选择永远都要靠自己去争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家自扫门前雪的短视，不力图建立人人平等的公民社会，却只想人踩人成为人上人中国人传统的自私，将使中国永远无法摆脱几千年落后愚昧的封建历史循环。　　

撰写此文，只是希望能够广大网友看透这个校长推荐制的本质，它使本应该最成为道德和良知净土的中国教育领域，又一次为权力和富裕阶层代言，开始制造“潜规则”空间的破冰之旅；这是一种真正的危险游戏，对中国教育体制公平性的巨大杀伤力，对广大民众未来享有最优公共教育资源权利的损害是无法估量的；是对全体中国人民智商的挑战和忍耐的测试，任何一个有爱国心，希望未来生活在更加民主，平等，自由社会，而非一个连公民最基本的平等受教育权利都无法保障的虚假和谐社会的人，都应该不再麻木和沉默，用自己“最后的吼声”给予这个推荐制真正的3个幕后推手，包括想以权谋私又要贞节牌坊的各级官僚，靠为富不仁而发家还要挤占平民阶层公共教育资源的那批所谓“先富起来的人”，本来就是能说不能干混事到天黑现在又想损公肥己靠招生发财的招生办和校领导岗位上的大学党政干部，以迎头痛击，该板砖板砖，该大粪大粪，用万锤击破鼓般的民众力量，教育他们一个道理：法律虽然无法制裁，但民众的口水可以淹没他们。　　

如果你赞同本文观点，是网友希望帮忙多顶，是教育界人士希望能站出来组织联名向教育部上书*或让北大重新调整政策。或是参考“高考学生起诉教育部”的诉讼事件直接起诉北大。　　

我能做的也许只有这么多，希望更多有血性，具有公平正义感的中国人能将接力棒传递下去，希望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最后希望此番功夫没有白费，能引起更多人的共鸣，从而开始关注和独立思考中国今天教育领域的现实。    　　

附：　　

2001年8月，山东省青岛应届高中毕业生栾倩等3人起诉教育部高招生计划违宪。她们认为，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包含了平等权和受教育权，而教育部这一行政行为，根据地域对招生人数做了不同限定，从而直接侵犯了包括原告在内的广大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权。这一诉讼虽以栾倩等人撤诉告终，却在全国引起了极大震动。随后，山东省宣布取消省内各地区的分数线差异——这是中国招生指标松动的开端。开启了公民参与国家教育改革的先河。　　

我们很纯真但是我们不傻             200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