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是谁托起了艺术品收藏拍卖市场？
1992年10月3日，深圳市动产拍卖行举办了“首届当代中国名家字画精品拍卖会”，随着拍卖的第一声槌响，中国艺术品拍卖业诞生了，并且风风雨雨走过了15年。艺术品拍卖市场的繁荣需要有稳定的收藏群、大量的艺术精品、诚信的鉴定机构、光洁的游戏规则等作为支撑，本报通过对行
业内部的大量走访，得出以下结论：艺术品拍卖金字塔已经成型，其中每块基石均蕴涵着巨大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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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塔基石之——
●收藏家：这个市场还有“天漏”
15年弹指一挥间。当年敲响第一槌的拍卖师和参与拍卖的人可能都没想到，艺术品市场的能量如此巨大。
作为最早进入北京拍卖市场的收藏家之一，秦杰对15年岁月之河颇为感慨：“我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里接触到了文物。20世纪70年代初，大家对一些叫做‘四旧’的东西颇为恐惧，都把好东西往外扔，我当时年轻，胆子大，别人扔我就捡。后来，我对古籍文献的收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接着一口气就收集了20年，到1994年中国嘉德古书专场拍卖预展前，我已经有藏书1万本。”
但是，令秦杰大为震惊和惭愧的是，在嘉德的这次预展中，预展古籍是秦杰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应该感谢那次拍卖会，它把我作为一名收藏家的那根弦猛然绷紧了。拍品让我大开眼界，并传达给我一个信号——古代文物可以轻易拍出100万元的价格。作为这个市场中的一块基石，我应该迎合整个市场的精品意识。”此后，秦杰对精品古籍加大了“淘宝”力度，几乎每场拍卖会必到。“说来也怪，你越重精品，越能够在众多精品中捡到‘漏’，有的时候甚至是‘天漏’。”
1998年的某拍卖会中，秦杰在一轮“荷兰式竞拍”(即拍卖师从拍品的最高价开始向下叫价，每一次叫价额度相同，直至第一个人竞买者应价，即成交。)中以20元的最低价买到了早年留日学生会的创刊号、一本极具历史意义的书籍，这是迄今为止古籍拍卖会中最低的成交价。
随后，秦杰又在拍卖会上以50元的价格买到了一套珍贵的《红楼梦》佚稿。与此同时，秦杰盯准了连拍卖公司都定不准价格，看不清行情的古代连环画和小人书，很多时候他用500块钱能从一场拍卖会上拍到十来件“宝贝”，那时侯很多人不理解他，但是如今，这些当年不起眼的小玩意，已经成了价格不菲的“天漏”。
“我不会轻易为市场左右，投机不应是收藏者的行为。但市场赐予我的‘天漏’我必然要捡，这是金字塔结构的重要环节。捡到‘漏’，我就会认为这是市场告诉我，好东西还在后面，我对这个市场很有信心。”
■金字塔基石之——
●古玩城：做拍卖会的“珍宝馆”
“虽然我自己不搞收藏，但是作为北京古玩城的一员，我和所有店主都抱着一个信念——为下游拍卖市场提供更多更好的宝贝。”
赵亮所供职的北京古玩城是京城最早的古玩收藏交易圈之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主要是为外国游客提供欣赏和购买中国艺术品的平台。20世纪90年代后，北京艺术品拍卖日渐火爆，我们的商户也在完成前期资金积累后积极投入拍卖市场。”
据赵亮介绍，1995年，北京古玩城大楼建成，随着商户往大楼里搬迁，大家与北京文物艺术品主流市场离得更近了。当时，正赶上艺术品拍卖升温，很多商户开始结伴去参加拍卖会预展。少部分人大胆参与了竞拍。后来，随着艺术品拍卖市场的不断成熟，商户们开始向收藏家转换，几乎每个精品店每年都会有专人到全国各地去收货，还承接精品代卖生意。
另外，这几年回流文物的成交价喜人，古玩城去年专门为商户开设了回流文物厅。
“从开始时商户去拍卖公司，到现在拍卖公司定期到古玩城找货，这是古玩行业最大的变化。我们承担起拍卖会‘后方援助’的任务，能够在这个繁荣的市场中分一杯羹，我们很荣幸。同时，大家的收藏意识增强了，古玩城的规模从1995年时的300家商铺增加到了现在的600余家，年成交量也从1995年的几千万元上升到2006年的20亿元。”
“当然，由于古玩市场赝品难以避免，艺术品升值空间过快，很多以前值几十元的东西现在卖到了几万元，这些可能会造成市场的混乱。如何严把‘出口’关，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
■金字塔基石之——
●拍卖师：“较真”游戏规则
“热钱在艺术品拍卖市场中不应该随便玩，因为这个市场不缺钱，而是缺乏懂文物的明眼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季涛这样表示。
“过去，为了提高拍卖成交价，公司给拍卖师规定了很多细节：什么时候加快拍卖速度，怎样运用声调调动市场气氛，都是我们需要把握的。十几年后，我还从事这一行业，发现自己已经把场上的主动权交给了竞拍者，我只是一个彬彬有礼的主持人。与此同时，我发现台下的竞拍者愈渐成熟，他们不愿意露富，更不愿意斗富。这跟早期时候的情形大不相同。”
“在市场相对成熟的时候，1997年出台的《拍卖法》显得有些滞后。”据了解，在拍卖的最后一个付款环节上，很多热钱刹住了脚步。一些买家在竞拍成功后认为买贵了，就拒绝付款；还有一些买家成交后发现市场前景不好而反悔；更有一些大宗买家到“年关”时资金链紧缩而无法结账。但对于卖家而言，拍品已经落槌，他们有权利在《拍卖法》规定的时间内收回全款。在这一环节上，拍卖公司的角色很尴尬。《拍卖法》需要不断完善。
“我们认为，这部法律应该在某些条款上进行变动，它的适用性会更高。”季涛称：“当今，艺术品拍卖过分重视国际上的行业惯例，容易忽视本土的拍卖法律。比如，国际上允许拍卖公司及拍卖师参与本公司的拍卖，而我国法律对此明令禁止；国内有些委托人把拍品委托给拍卖公司后又上会竞拍，这显然违背了《拍卖法》，但是在国际惯例上，并没有这样的限制。”
他同时认为，虽然艺术品拍卖市场化程度很高，但是在法律上的限制相对不强，一些行业中的“暗箱操作”已经被媒体不断曝光。而其他物品的拍卖市场，虽然市值远不如艺术品拍卖市场，但是在《拍卖法》、《公司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甚至《证券法》的共同制约下，鲜有钻法律漏洞的案例。
而在采访中，同为资深拍卖师的刘新惠提出：“如果用《公司法》来管理拍卖市场，会不会更恰当些？”
他认为，10年前制定的法律对现在的市场来说已经不配套了，为了艺术品拍卖市场更理性的发展，应当进一步商讨管理措施，同时，应该加大对人才的培养，使市场在各方面都能与国际接轨。
■金字塔基石之——
●评估机构：政策与国际惯例有出入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王凤海这样表示，“近15年，艺术品市场在逐步接近国际水平，而在规范市场方面，比国际操作还要规范。但是由于国家的政策与国际惯例存在出入，所以拍卖公司也存在很多局限。但是，随着《拍卖法》的完善，这些局限都会被打破”。
“中国的艺术品真正的价值还未体现，其历史价值以及艺术价值远没有得到应有的市场反响，价格泡沫无从谈起。毕加索的《拿烟斗的男孩》拍出1.04亿美元天价，而中国宋徽宗，一位皇帝的画作刚刚拍得8000万元人民币，中国的艺术品不是大有泡沫，是大有潜力。相信艺术品市场成交价仍会攀升，并逐渐与国际接轨。”
■金字塔塔尖——
●拍卖公司：重筑拍卖格局
作为艺术品拍卖金字塔中的塔尖儿，拍卖公司近年来在业绩上的出色表现赢得了资本市场的认可。从最初单场拍卖会成交量几百万元人民币，到如今单场拍卖会成交额几十亿元，“拍卖行业为国家税务创收做出了不可小视的贡献”，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张跃进这样表示。
而彭振尧则认为，“艺术品拍卖恢复后十几年，给人感触最深的就是整个行业在不断地整合。最开始那几年很多公司来势汹汹，可没过多久，一些实力或魄力不足的公司就销声匿迹了”。
据彭振尧介绍，公司之间的重组整合是优胜劣汰的结果，“之前，据国家文物局的统计，北京市有资格从事文物拍卖的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以上)50余个，按照商务部规定，这些公司每年必须举办拍卖会。但是官方的统计结果显示，每年大概有1/3左右的公司没有上会，这就意味着他们没有收到任何拍品。“以海王村拍卖公司为例，2006年公司春秋两季共组织了大小7场拍卖，因此推算，很多公司即使上会，每年也只有一场。”
“个别拍卖公司为完成任务，在没有集齐或者根本没有集到拍品的前提下将公司挂靠在别人名下，搞所谓的联合拍卖；还有公司出租自己公司的牌子，让别人参与拍卖。”
“内地艺术品拍卖市场在走过了第一个15年之后，将面临一次必要的‘洗牌’。不仅行业内部要优胜劣汰，整个拍卖程序也有待完善。”梅立岗认为，除了公司本身资质需要追究外，资金链断裂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崔吕萍）
在拍卖师的槌起槌落中，北京艺术品拍卖已经走过了15个春秋。从刚恢复艺术品拍卖时的各方争议，到现在整个行业的百家争鸣；从最初几百万元的成交额到今天跑赢GDP增长值的成交递增比率。京城艺术拍卖兴起路，也是中国藏家由盲目跟风到理性投资的成长路，更是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日益有序严整之路。
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今年春拍艺术品拍卖市场很快走出了低迷，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从不久前结束的春季拍卖的成交结果看，不少公司的拍卖业绩都非常喜人。如嘉德公司春季大拍的总成交额6.06亿元，加上3月和6月举办的第九期、第十期“嘉德四季”的两场拍卖结果，嘉德上半年总交易额超过8亿元。北京保利春拍总成交额63亿元，北京翰海完成了4.5亿多元，北京匡时总成交额也达到3.4亿多元。另外，北京荣宝和北京诚轩也分别成交1.5亿元和1.49亿元等。
在内地拍卖持续低迷了两年之后，此时文物局提前公布这样的数据亦可令不少投资人增强信心——往年北京市文物局都是年初才召集新闻媒体发布前一年度的成交数据。联想之前民生银行高调介入艺术品投资业务，再对照股市的大幅波动与房市的云雾缭绕，不禁让人疑窦丛生：内地的艺术品拍卖市场真的已步入良性局势了吗？
随着2007中财、皓翰国际、佳宝、南北等浙江本地拍卖公司春季拍卖会的落槌，今年上半年浙江的艺术品市场也逐渐显现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境地。业内人士坦言，艺术品市场已显“回暖”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