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青铜文化主要起源于黄河流域，经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和秦汉，历经近15个世纪，它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虽然中国的青铜器不是最早出现的，但中国的青铜器种类繁多，造型奇特，纹饰瑰丽，铭文丰富而且铸造技术复杂，其辉煌程度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古国的青铜时代所无法比拟的。我国古代青铜器包含丰厚的内涵，展现了中国早期冶炼技术的高超水平，代表着先秦时期高超的技术与文化，既是我国一部活生生的文化史书，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因子。
中国出土的最早的青铜器，是甘肃东乡林家出土的马家窑文化的青铜小刀，年代约为公元前2700年，而据考证在约4000年前的夏禹时代，中国就开始进入青铜时代。青铜器从诞生到繁荣再到衰落，经历了一段很长的历史，它包容万千事物，渗透到了人民生活之间的各个层次，因此，青铜器的发展衍生出了青铜器文化。伴随着青铜器的发展历史，青铜器文化也有其发展过程，而夏商周时期是构成青铜器文化的核心部分。夏、商、周三代所发现的青铜器，其功用均为礼仪用具和武器以及围绕二者的附属用具，这一点与世界各国青铜器有区别，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青铜器文化体系。
夏——文明源头，铺垫商周
夏代，青铜器工艺在总结新石器时代器物制造经验的基础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开始走出新石器时代青铜器制造的原始阶段，其大量的礼器和兵器形成了中国青铜器造型的基本格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进行夏文化探索和研究的资源宝库，尤其在这里发掘出的炼渣、炼铜坩埚残片、陶范碎片等，表明青铜器的冶炼作坊已初具规模。古代文献有夏禹铸九鼎的传说，《史记?封禅书》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觞上帝鬼神”，史料也有夏禹之子夏启炼铜的记载，印证了夏代确实已出现冶铜铸造业。夏代青铜器铸造手工业作坊遗址和青铜器的出现是当时社会进入青铜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也证明夏代是我国青铜器文化的发展源头。
夏代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有礼器中的酒器爵、斝、角、盉，饪食器鼎，兵器中的戈、钺、镞，乐器中的铃，以及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和残存的圈足器等，从而奠定了中国青铜器以礼器和兵器为主的构架模式。青铜爵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仅就青铜爵而言，其基本造型都是相似的。其中一部分爵的式样属原始型，和陶爵相当接近，细腰、平底、短足，外观颇像用手捏成的陶器。另一部分已从较原始的式样中分离出来，成为有独立特征的青铜爵，造型比较精致型的，器壁匀薄流狭长而线条优美精细。如二里头出土的乳钉纹长流爵，流特别细长，作狭槽状，尾与其对应，既平衡了重心，又显得修长而纤细，三足尖端呈弯弧线状而外撇，这些与扁平直立式样规整的橄榄形爵身搭配和谐，刚柔相济，已经脱离了夏代陶爵的体制，成为中国酒具的形象代表。这种原始型和精致型的变化，实际上体现了从早期到晚期夏代青铜器造型由简单向复杂多样，由粗放向精致演变的审美历程。
到了夏代后期，青铜礼器已初具规范，器壁匀薄，陶质块范铸造技术已达到熟练水平，造型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同时青铜器腹面开始模仿陶器的各种几何纹饰类型，出现了一些简单的连珠纹、弦纹和云雷纹，从而开启了中国青铜器纹饰的先河。夏代青铜器纹饰多以乳钉或圆饼状的实心的连珠纹，以及弦纹、云雷纹等几何纹为主，虽然还没有发现像商代青铜器上直接铸刻的饕餮动物纹为主题的装饰，但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用绿松石镶嵌而成的动物头部图案的铜牌饰上，却已经形成了这一动物纹的基本模式，体现着庄严厚重的艺术风格，这些均为商周青铜器艺术鼎盛时期的到来作了必要的铺垫。
商——兴极而盛，狞厉的美
商代早期和中期，是中国青铜器艺术趋于成熟的发展时期，以酒器为主的礼器体制初步建立，兵器的种类增多，普遍装饰兽面纹样，构图渐趋繁密，线条峻深劲利。分铸技术的应用已较娴熟，制范、合范技巧已相当进步。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奠定了青铜艺术鼎盛发展的基础。
在商代早期的二里岗时期，青铜器的壁面比较素朴，装饰纹样少而单调，多为粗犷而抽象的兽面纹与乳钉纹，且画面构造相对简单，各纹饰间泾渭分明，为单层凸起纹饰，古朴肃穆。中商时期纹饰渐渐复杂，不仅花样繁多，还出现了二重花纹，即常以动物纹为主题花纹，以云雷纹等几何纹为底纹，神秘庄严。到了殷墟早期，则出现了细致、繁密的抽象兽面纹，并与刻画精致的细雷纹和排列整齐而密集的羽状纹相交织，构成繁丽诡秘的三重花纹。不仅图案的组合呈现出繁缛之势，动物纹中动物的特性（如兽面纹的角，鸟纹的羽）亦被突出夸张，千变万化。而殷商中晚期，动物纹饰进一步形象化，如兽面纹除其固有的两目、外角、鼻梁、爪子、兽体、卷尾、利齿等部分逐渐发展成熟，特别是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想象动物，却能通过丰富的想象和组接，给人栩栩如生的感觉，也使青铜艺术散发着一种严重的命运气氛，凸显了器物的神秘狞厉风格。
商代青铜器所体现出的“狞厉的美”，实质上是由商代人的宗教观念与礼法决定的，是当时文化背景的折射。大量出土的殷墟甲骨卜辞表明，殷帝王在一年365天中，几乎无旬不祭，无事不卜，老百姓也一样，都很迷信。在《礼记?表记》里就有记载，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商人崇神的思想奠定了当时整个时代的文化基础，所以青铜器造型和装饰纹样上都强烈的表现出了崇神的思想。商代的动物纹大都是采用夸张、神秘的风格，巨睛凝视，阔口怒张，在静止状态中积聚着紧张的力量，这种形象在庄严肃穆、烟雾缭绕的祭祀场合更显狰狞可怖。事实上，商代人是要借此表现神力的巨大莫测，并传达他们对神灵祖先的敬畏和崇拜。他们还认为狞厉的饕餮可以以凶制凶，吓退鬼神，达到祈福辟邪的效果。据说，饕餮纹是原始祭祀的符号标记，在幻想中含有巨大的原始力量，从而神秘、恐怖、威吓，能够与祭祀场合的神秘恐怖气氛相融合，成为沟通人神的媒介。
商代大部分青铜器采用具体和抽象相结合，巧妙地利用了线条的表现风格，跟兽面纹相辅相成，形成了虚实相间、对称和谐的结构，也形成了“象”和“意”的统一。同样凝聚着商代人们“尊神重鬼”的社会心理和意识，成为融宗教理念与审美意识为一体的象征符号，这也是图腾、巫术和宗教理念的审美变形。商代青铜器纹样表现出了对威严、神秘、诡异的审美风尚的追求，蕴涵着商代人浪漫而严肃的天命观，体现了他们对神灵、自然的感受以及自我认识。所以，纹饰是商代社会中人的情感语言，反映着商代人的精神追求和理想。这种极端神秘的幻想动物纹装饰，也给青铜器增加了一种奇特的怪异的美感，让我们一次次的被它奇异的风格所震撼。
周——巅峰之作，铭文镌史
西周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发展的重要时期，青铜器文化在这个阶段也走向发展的顶峰。在此期间，青铜冶铸技术继续发展，青铜器的数量有较大的增长，但种类有一个较明显的淘汰和更新过程。西周时期有许多铸工精湛、造型雄奇的重器传世，铭文有了很大的发展，并成为区别商末周初青铜器和周代早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志。
西周青铜器的早期是商代青铜器的继承发展期。此期虽有若干新的元素，但总体上商代青铜器的传统仍然极为强烈，很难在商周之际划出截然的界限。从纹饰上看，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纹饰在继承商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西周早期和商代晚期一样进入了纹饰发展的鼎盛期，这是同当时的社会历史大背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虽然朝代更替了，但统治阶级用礼器统治人们的思想没有改变。兽面纹、龙纹、不分尾的凤鸟纹、乳钉纹在这时期都较商代有新的发展，附加装饰的棱脊和立体的带角兽首形装饰很流行，也很发达。鼎基本保持口沿立耳、浅腹、柱足的商代式样，但方鼎的柱足已向细长发展，方座的双耳或四耳簋为本期特有的形式。铸造通用合范法，器壁及外观普遍较厚重。总之，该时期青铜器形制庄重典美，花纹凝重静谧，代表了中国青铜器鼎盛阶段的发展水平。
西周晚期青铜器的数量最多、种类最全。青铜水器中的鬲、壶，盛食器中的盘、簠、豆和炊煮器中的簋的数量都非常丰富，但是总的种类和样式比中期并没有大的变化，形制基本上是西周中期青铜器的延续。西周晚期青铜器的纹样装饰比中期的较为简朴，造型趋于定型化和程式化，更加实用。商代常见的以族徽制铭的传统，本期仍然保持，同时出现记史颂祖敬王的长篇铭文，具有明显的周文化特征。铭文多为长篇，已知最长的铜器铭文毛公鼎共有497字，即出在此期。这些文字，现在一般叫金文，对于历史学者而言起着证史、补史的作用，已成为今天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材料。面对这些铭文，曾参与考古的学者郭沫若激动地说：“这些古物正是目前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绝好资料，特别是那铭文所记录的是当时社会的史实，没有经过后人的篡改，也还没有什么牵强附会的疏注的麻烦。我们可以短刀直入地便看定一个社会的真实相，而且还可藉以判明以前的旧史料一多半都是虚伪。我们让这些青铜器说出它们所创生的时代。”
古老的青铜器是所有国人的骄傲，它是中华民族厚重历史的见证，同时也体现着古人的审美取向和无穷智慧。过去，只能在博物馆里赞叹青铜器物的瑰伟、神秘、珍贵，而今天，中国青铜器金银币拓展了传统文化艺术的表现形式，将中国青铜文化与现代钱币文化结合起来，以极具艺术语言的画面呈现出青铜器的极致之美，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探寻古代文明方便之路，这何尝不是当代人的一大幸事呢？
中国青铜器金银币完美地再现了青铜器的文化与美学艺术，以青铜器为题材的系列纪念币成为了传承中国青铜文化的特殊载体，展现了中华悠久历史的文化符号及中国青铜器历史的发展进程，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人民银行于2012年重启了中国青铜器项目，目前已相继发行了三组纪念币，完美地呈现了中国青铜文化的璀璨光辉和绚丽多彩。相信随着这三套金银币走入千家万户，青铜文化也必将历久弥新，焕发出更加靓丽的光彩。
来源:中国金币网（作者：徐闪金 中国金币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