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年底，又到了来年新邮预订的关键时刻，也成为了邮政主管部门这一邮票发行主体最焦虑的时期，因为这些年的新邮预订与发行数量并不理想，即使从市场化的角度而言都不能算成功，与此同时，集邮群体的大量流失、邮市的欲振乏力等相随而至，新邮预订的不理想似乎已经成了中国集邮事业衰弱和邮市节节败退的最好写照。窃以为，之所以产生这种种连锁反应，关键在于邮政主管部门忽视了一个相当关键的问题，那就是邮票为谁而发？由于对此问题缺乏足够深刻的认识，才导致了邮政在许多时候作出了一些偏离正常方向的举措，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引发了一系列的不良反应。
一、邮票首先应当服务于邮政通信
邮票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其首要的功能是邮资凭证，即为邮政通信而服务，所以邮政发行邮票的第一目标群体应当是用邮消费者。事实上，相比于集邮爱好者和邮市投资者而言，用邮消费者群体的数量理应更为庞大，也是邮票发行的支柱对象。但是，对于这么重要的对象，邮政的举措又是怎样的呢？其一，人为限制纪特邮票的使用。在许多邮政窗口不允许消费者用纪念、特种邮票寄发邮件，甚至还闹出了所谓“集邮邮票”的笑话。此外，邮票一经发售理应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使用，但对部门利益的追逐使一些邮政窗口竟然限制消费者自带邮票贴用，而邮政一些所谓“邮寄包裹不准贴用邮票”的独特行规又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邮票的正常消耗，凡此种种，虽然保全了邮政一己之利，但损害的却是广大用邮户的根本权益，邮票的权威性和邮政的形象就此遭到极大打击。尽管在众多的呼吁和抵制下，邮政不得不对一些非公平的举措予以了纠正，但真正落实的比例又相当可怜，可用“令不行，禁不止”来形容；其二，转嫁成本提高邮政资费。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广泛运用，邮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态势，而面对这一格局上的变化，邮政几乎很少注意从内部挖潜、降低通信成本，反而一再诉苦，频频提高邮政资费，从而将成本转嫁到消费者头上，如此一来，无疑是将更多的消费者推向其他通讯领域，从而又加剧了邮政通信成本的增长，形成恶性循环。由上可见，邮票首先服务于邮政通信的根本要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已经异化，既然如此，用邮量的极大萎缩也就势在必然。至于新邮在邮政窗口敞开供应，这原本不应当成为问题的问题居然也被提了出来，本身就可见邮政方面对邮票基本属性和服务对象认识上的模糊不清，更何况，滞销的邮票才在邮政窗口敞开供应、热销的邮票根本见不到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
二、集邮需求尚未真正成为新邮预订的主要对象
既然新邮可以在发售期内在邮政窗口敞开供应，那么新邮预订的主要对象就理应是相对较为固定的集邮需求，但是，这些年来新邮发行政策无论是敞开供应也好，适度从紧也罢，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对我国集邮群体和集邮需求较为客观、真实的数量判断，加之在新邮预订上有着颇多的漏洞没有补上，因此新邮预订的对象与其说是集邮群体，不如说是集邮群体和投资群体的“混合体”，甚至于由于存在着相当严重的不严格执行新邮预订规定的“卖大户”等情况，因此新邮预订中的水分是相当可观的，根本不可能真实反映集邮需求的水平，从而引发了新邮预订后的一系列后遗症，比如各级邮政过多的库存、邮市流通量严重供过于求等，而在这一点上，仅靠所谓的凭身份证“实名”预订是无法从根本上予以解决的。
三、“反对炒新”只有态度是不行的
炒作新邮对邮市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危害，在这一点上，投资者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共识，邮政方面虽然也多次公开表态“反对炒新”，并信誓旦旦地表示要通过种种有力措施来遏制炒新的势头，但是收效甚微，炒新依然是笼罩在邮市上空的阴霾，依然是广大投资者心中挥之不去的“病痛”。我们不能否认邮政方面在遏制炒新上确实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加强内部监管、处罚违规行为等，但是却始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就说明在发行、机制建设和舆论引导上还是存在着问题，比如在发行上，很显然，邮政更多的是将邮票作为了一种投资工具，将邮市和广大投资者作为了主要的目标群体；这本身就与邮票的根本属性不相符；比如在机制上，不仅仅是事后监管的问题，而更应当重视的是如何通过正常的运营来保障邮政部门利益、使其不至于与民谋利的问题；又比如在舆论引导方面，尽管邮政一再强调邮票和集邮的文化意义与价值，但在制定各项政策时，出发点又是更多地考虑如何加大邮票销售的利益问题，渲染邮票的收藏与投资价值更甚于宣传文化内涵，一方面说着“反对炒新”，一方面各级邮政邮政又通过紧收货源等方法人为地制造新邮紧俏的气氛，实质上依然助长了炒新的气焰，光有表态而欠缺实质性的措施，“反对炒新”就只能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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