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世祖福临入关定鼎北京,于当年冬天在京都置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两钱局,设炉一百五十座,鼓铸“顺治通宝”铜钱。顺治钱有五种版别,钱币收藏界一般称为“顺治五式”。其面文“顺治通宝”四字皆楷书,但在钱背有所区别:一为光背式,二为单汉字纪局式,三为“一厘”加单汉字纪局式,四为满文纪局式,五为满汉文纪局式。“顺治通宝”钱是清朝入关后最早铸行的钱币,它确立了清代制钱的基本风格,为其后历朝所沿袭,“自后列圣改元,沿为故事,”一直延用至清末宣统时期。目前存世的顺治钱多为小平钱,每文重量一钱至一钱四分之间,约合4 —4.8 克。清代晚期以来在浙江嘉兴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顺治通宝”背“十?一两”大铜钱,钱文亦为“顺治通宝”四字,背面穿上、穿右分列有“十?一两”字样,宽缘浅字,钱身较薄,铸造不精,字口内常有流铜。实测直径47毫米,外廓3毫米,重量40克左右。这些大钱不见于史籍记载,铸造背景不明,因此对其真伪问题,钱币收藏界历来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有收藏者认为“顺治通宝”背“十?一两”大铜钱是顺治年间官府铸钱局铸造的珍稀品种。《古钱大辞典》(丁福保编著)、《历代古钱图说》、《中国古钱谱》(刘巨成等编著)、《简明钱币辞典》(孙仲汇等编著)等钱币图谱,都收录有“顺治通宝”背“十?一两”大铜钱。著名钱币收藏家孙仲汇先生认可“顺治通宝”背“十?一两”大铜钱确属顺治年间的产物。孙仲汇先生在其所著《古钱鉴藏趣话》中指出,从存世实物看,顺治背“十?一两”大铜钱有旧仿新假品。他认为“凡真品多为传世熟坑,表面有深色包浆及自然流通痕迹,以其熟旧程度分析,确属顺治间物。当年政局未稳,浙江等地就有反清势力,各种不可测因素很多,史料缺佚也很正常,所以不必完全否定铸大钱的可能性。”有人甚至根据顺治背“十?一两”大铜钱多见于浙江海盐县淡桥周边地区的发现情况,大胆推测清朝顺治年间曾在浙江海盐县淡桥设置铸钱场,顺治“十?一两”大铜钱就是淡桥铸钱场的官局试铸币。
但也有收藏研究者对此表示怀疑,认为顺治背“十?一两”大铜钱是伪品或民间臆造币。其质疑的理由主要有:1、顺治元年(1644年)铸钱时,清廷规定“每文重一钱”,以后又增重到每文重一钱二分、一钱四分。地方政府无权擅铸大钱。铸造“顺治通宝”当十大铜钱有违朝廷规定,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2、顺治“十?一两”大钱钱文书写拙劣,“治”字不伦不类,“顺”字缺笔断笔等;笔画粗细相差悬殊,顺、治二字笔画细,通、宝二字笔画粗(图一、二);制作不精,字口内常有流铜,这些都缺乏官铸钱的严肃性。3、浙江省的淡桥地区在明清时期地位并不重要,既不是省、府所在地,也不是州、县的治所,直至今天仍然只是海盐县的一个乡村集镇,清朝顺治年间不可能在此设置铸钱机构铸钱。因此“顺治通宝”背“十?一两”大铜钱不可能是顺治时期官局的试铸币,只能是顺治之后淡桥一带民间作坊的臆造品。也可能为后期有些泉商为迎合当时钱币收藏者的猎奇心理而故意臆造的钱品。有人发现顺治“十?一两”大钱行制风格与明代“天启通宝”背“十?一两”大钱(图三、四)极为相似,认为顺治大钱是采用天启“十?一两”大钱改范而来的。如高焕文在《谈泉杂录》中说:“清顺治当十大钱,背有十一两,似以明天启钱为范,划去天启字,而易顺治二者,字迹显异”。
真钱还是伪币?官铸还是私铸?顺治年铸还是后铸?众口众辞,聚讼纷纭,至今仍未得出令绝大多数人信服的结论。“顺治通宝”背“十?一两”大铜钱又给钱币史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