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9月5日，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在会上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要把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改革干部制度作为当前迫切的任务来抓；党的组织工作问题准备3年左右的时间加以解决，不用在全党搞政治运动的办法来解决。
五中全会提出废除终身制
在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大多数老前辈的认识是一致的，但对这个问题的轻重缓急，认识还很不一致。有些老干部受林彪、“四人帮”迫害，靠边站了多年，如今刚出来工作，又要让位，一时难以转过弯来；有些老干部担心年轻人经验少，压不住阵脚；还有些老干部对“文革”中那些头上长角的造反派小将大整老干部还心有余悸，担心会把一些帮派分子甚至打砸抢分子选上来，等等。用邓小平的话说：确实是障碍重重。
1979年11月2日，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邓小平就培养接班人问题的紧迫性，讲了几条“对高级领导干部来说不是那么愉快”的意见：
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方针和路线的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
因此，对于我们的老同志来说，第一位的事情就是要认真选拔好接班人，要准备交班，其他的日常工作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的工作。现在庙很多，每个庙的菩萨也很多，老同志盖住了，年轻人上不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战略问题。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三中全会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五中全会主要解决组织路线。会上，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指出：“5年以后，再开中央全会，在座的相当一部分人不能工作了，那时再考虑接班人问题就晚了。怎样解决挡路的问题，就需要认真想一想，采取有效的措施。”
五中全会讨论了党章修改草案，提出了废止领导干部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全会还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相对年轻的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全会结束不久，中央政治局会议又通过了《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候选人的决定》，目的是为一批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中央领导层腾出台阶。
呼吁老同志选好接班人
1980年8月18日，即将决定中央人事变动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前夕，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作重要讲话。他说：“这项工作(提拔中青年干部接班)当然要有步骤地进行，但是太慢了不行。错过时机，老同志不在了，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晚了，要比现在难得多，对于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说，就是犯了历史性的大错误。有些同志担心年轻人经验不够，不能胜任。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经验不够，只是比较而言。同志们回想一下，我们中间许多人当大干部、做大事，开始的时候还不到二三十岁？”
27日至29日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胡耀邦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的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十一届六中全会标志着中央领导层的重大人事变动，实现了平稳的交接。但是，就全国范围来说，老同志让路，中青年干部接班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存在一定阻力。邓小平为此继续奔走。六中全会刚落下帷幕，邓小平又特意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留下来开会。他说，全国范围的干部接替问题，如果再过三五年不解决，那就可能造成一种混乱，要来一次灾难。解决这样一个大问题，老同志要开明，要带头。
中顾委实现历史性过渡
实现领导干部年轻化的实践步履艰难，这除了一些老干部主观认识方面的原因外，也还存在一些客观因素的制约。其中最主要的是多年来我们党没有注意提拔中青年干部，造成干部队伍的青黄不接，如果老同志一下全退下来，确有实际困难，年轻的干部也需要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传帮带。这种特殊的历史现状决定了：要在短时期内彻底废止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全面实行领导干部的退休制度，还难以达到，必须寻找一个过渡的办法。
1980年8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透露：中央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样，就可以让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
真正考虑成熟并下决心决定设立顾问委员会是在十二大召开前夕。1982年2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时说：“干部老化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7月30日，十一届七中全会举行前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即将向十二大提交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经过修改的新党章草案规定：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以发挥许多富有政治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邓小平说：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同志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行不通。还有，我们多年来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就是少！而且还得承认，确实是障碍重重，这个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两种情况都有。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
9月1日至11日，党的十二大在北京开幕。会议审议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正式宣布在中央和省级设立顾问委员会。大会选举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72人。9月13日，中顾委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邓小平为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为副主任；选举了25名常务委员。
邓小平在中顾委成立之时就预计：全国范围内的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的完成大概需要10年。从1982年到1992年，正好是10年。10年来，党的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已全面建立并顺利进行，新老干部的交替已取得如期进展，同时，顾问委员会历时两届，委员们大都年事已高，作为一种过渡性的组织，其使命已完成。鉴于此，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中央顾问委员会提出：十四大后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十四大经过充分讨论，决定不再设立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省、直辖市、自治区顾问委员会。
“我希望带头退休”
从党和国家的前途着想，邓小平多次表达了退休愿望，并坚决主张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
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提出：“要建立有利于提拔年轻干部的制度，只靠顾问制度不能解决问题，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我自己就有这个想法，如果党允许我今天退休，我马上就退休。这是真话，不是假话。”
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郑重提出要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这一年邓小平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1981年7月4日，邓小平在省、直辖市、自治区书记座谈会上说：“解决干部年轻化这样一个大问题，我们老干部要开明，要带头。不开明可不行呀！我和陈云同志交过心的，老实说，就我们自己来说，现在叫我们退，我们实在是心里非常愉快的。当然，现在还不行。”
1984年10月22日，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针对国际上“邓某人不在了政策要变”的担心，邓小平说：两年前我就说过，我希望带头退休。邓小平说，我希望逐步过渡到完全不做工作但身体还是好的，那样我就完成任务了。
在开始准备十三大人事安排工作时，1986年10月，邓小平与李先念、陈云共同约定在十三大时一齐退下来，不只是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要一退到底，退出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然而，在十三大召开前夕的十二届七中全会上，许多代表要求邓小平不要退。针对“小平不能退”的呼声，邓小平多次答复和解释，表示他不退不行。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人事安排小组经过议论和研究，提出了让邓小平“半退”的办法，即先退一点，过一段时间再全退。这样，到1987年11月召开党的十三大时，邓小平就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只留任党和国家的中央军委主席一职。在十三大上，李先念、陈云也实行了“半退”，两人都退出中央委员会，陈云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改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李先念在十三大之后不久由国家主席改任政协主席(国家主席由杨尚昆接替)。
邓小平辞去最后一个职务
1989年9月，在北京政治风波平息三个月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已开展工作，国内政局趋于平稳。邓小平认为实现他退休想法的条件已经成熟。
9月4日，邓小平约请江泽民、*、乔石等几位中央领导人专门商谈他的退休问题。
同一天，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郑重提出辞职请求：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我也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去国家军委主席的请求。
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军队所取得的成就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989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次全会把邓小平退休的问题作为会议的两个主要议题之一。全会认真讨论了邓小平的辞职信，统一了认识，大家认为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应该尊重他的意愿，同意他的请求。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的革命历史和卓著功勋。
1990年3月至4月，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批准邓小平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